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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接前文） 刘少奇对“群众闹事”的起因和责任归属有着比较客观的判断。实际上，“群众闹事”的发生都和政府部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关，事发后又拒绝正确地面对群众的正当要求，而群众对权利的正当行使却不构成什么“闹事”。六四是由于政治腐败引发的，政府却用暴力予以镇压；法轮功事件是由于媒体的诬陷和天津公安抓人、打人引起的，后来又用暴力对待群众上访。但是，中共和政府似乎从来没有错过，尽管早就有刘少奇同志负责任的思考。所以，六四成了反革命暴乱，法轮功被打成“邪教”。
其实，文革的教训还不深刻么？学费还不昂贵么？胡绩伟先生说，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 但是，刘少奇同志的观点虽然据说也是中共集体智慧的一部分，却从来没有为最高领导者奉行。毛、邓、江，谁有那样起码的良知和胸怀？却从来不缺乏整人的智慧和血腥的手腕。如果中共最高领导层拒绝改进，很难避免苏联的下场，每个作恶的人都是自己的掘墓人，历史是公正的，只是可怜我们这个倒霉的民族和那些昏昏噩噩随波逐流的“人民群众”！ 对经济建设的强调不能解决群众对正当权利的渴求，不要以为人民富足了就可以不考虑人民正当权利的问题，这是愚民和自欺欺人。六四过去了，经济的发展能够消除群众心灵深处的创伤吗？能够掩盖那大开杀戮的恶行吗？群众运动的根源在于日益恶劣蜕变的官僚统治。只要掌权者不能够节制和为民着想，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得不到缓解和改善，总会爆发的。 中国的领袖一般是不死不退位，人们也只好盖棺定论。毛泽东说，“有的人轻如鸿毛，有的人重如泰山”。谁干了什么，后人是历历在目。钱钟书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好像说过，上帝要惩罚人，有时给你来一个水灾、一场火灾，有时派来一个残暴的国王。现在人们说，应该建立权力的制约机制，这没有错。但是，在那些害人的领袖不死的情况下，你没法建立什么制约。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高级将领试图摆脱它的控制，没有成功的；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刘少奇不就被整死了么；江泽民整法轮功，他就敢以自己的偏执代替政治局的决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四人帮被公认是祸国殃民的；对于一个特别倒霉的民族而言，领袖的人格是重要的。 3、群众运动背后的较量 真诚的民意受到权力的压制，伪装的群众运动又受到权力的操纵和利用，这背后是权力和良知之间的较量，历史的表象背后是善恶之间的矛盾运动。 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往往尊崇讲究仁义的儒家学说，权力的滥用往往受到当权者良心的制约。但王朝末期这种对权力的道德约束消失时，就开始了王朝的更替。权威失落、社会混乱，但是儒家学说依然会在下一个朝代得到延续。历史表明，推崇儒家学说的朝代都比较太平长久，道德水平的维持决定了统治的寿命。 这种情况在清朝末年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放弃了儒家学说，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就没有一刻消停过。马克思主义是讲究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它夸大甚至人为制造了许多社会矛盾，制造了流血、冲突和人际的不和。马克思主义没有道德内涵，道德被认为是服务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运用军事准则管理社会和进行政治动员，全面控制舆论、基层社会组织、经济资源和人事关系。权力在缺乏道德的监护下肆无忌惮地蔓延，权力对人的良知取得全面的优势。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人自己抛弃了儒家学说，自己选择了推崇暴力和阶级斗争的中共，也就避免不了与狼共舞的风险。胡适明智地跑到台湾。有人说，一个是“农村土匪”，一个是“城市流氓”，怎么选择？第三条路线好，却不现实。这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很多知识分子怀着忐忑不安和希望留下来了，等待他们的是一种不讲道德和人权的统治。其实，在延安时期，国统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它们的自由主义色彩、人文主义精神就吃不开。那些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没有道德监护的权力的危险，他们中许多人反对儒家的东西不遗余力，也就理解不了道德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只能为他们的浅薄交学费了。明末的知识分子讲，一个王朝灭亡了没有关系，文化消失就完了。而五四那些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否定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的工具理性是不遗余力的，却把那些坚持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贬为“保守派”、“复古派”。他们的所作所为削弱了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促成了1949年以后专制权力横行并危害社会的局面。客观上讲，古代的皇帝权力也不小，但他们因为敬畏孔子的学说而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节制。中共怎么没有一个掌权者比得上唐太宗、康熙和不少贤明的封建皇帝呢？知识分子把中共专制的罪过推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愚蠢。毛泽东是批判孔子的，而他推崇的法家学说从来不占主流，中共的统治哪里利用了古代的文化资源？其实，毛泽东是专横的，他专门喜欢秦始皇，这和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古老的文化传统在五四的时候就消失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够糊涂的了。 受达尔文主义的迷惑，人们总以为社会是进步的，二十世纪中国进步在哪里？政治上进步了吗？反右、文革过去了，六四过去了，还没有平反，镇压法轮功又发生了，悲剧只是在重复，而且愈演愈烈。而这些在二十世纪初权力和良知的失衡中就注定了。历史是有原因的，过去的事情对将来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影响，这就是命运。 中国知识分子以为，以暴力起家的中共会在掌握政权后走向正常的经济建设。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由战争转为建设，不是手段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是有连续性的。秦始皇以法家起家，也以法家治国，二世而亡，这是必然的。所以，儒家对法家那套嗤之以鼻，而短见的国王们却趋之若骛。历朝历代运用儒家的学说，维持了两千年的统治。王朝的更替没有影响儒家学说的连续。如果每个朝代灭亡的时候人们认为是儒家学说导致了皇帝权力的滥用，那就应该在下一个王朝放弃实行儒家思想。例如，苏联解体了，但人们了解了共产主义的本质，苏联人民不仅放弃了苏联，更是抛弃了一种意识形态。而在古代中国事实恰恰相反，每个朝代的末代皇帝正是背离了儒家的学说才亡国的，所以下一个王朝会更加谨慎地奉行儒家的学说，以维持统治。五四的知识分子也不想想，马克思杜撰的那些东西能和古老的儒家学说相比么？五四知识分子已经理解不了道德的作用，他们以诋毁和摧毁传统道德为能事，他们的精神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落败的表现，这注定了他们对中共的接纳并在日后意想不到地遭受政治迫害。 但是，道德毕竟是一种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中共喜欢一穷二白的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文化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阻碍少。而知识分子就麻烦了，他会用已有的文化和道德去衡量，知识分子的内心和骨子里毕竟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也有一个最低的道德底线，这些和马克思那套不会相合，他们慢慢会发现中共意识形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置疑，在宽松的时候就会暴露出来，而成为随即发生的政治运动的靶子。因此，许多政治运动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实际上就是权力对人心中最后那点良知的围剿。是坚守良知还是放弃良知，坚持道德还是放弃道德，是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顾准、张志新等等那样回答了，很多人委曲求全了。放弃了利益，守住了良知；放弃了良知，就失去了我们每个人甚至整个民族存在的根基。就象历朝历代，道德衰败了，王朝就要解体。 因此，在这种权力围剿良知的政治运动中，中共、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一个人也是一样。唯有坚守良知，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就像哈维尔主张的那样，从说真话作起，人人这么做，一切虚伪、谎言和无孔不入的权力都会被破解。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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