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此次自焚事件的一些内幕至今仍尚未明了。这个僧人曾经写信抗议南越总统阮文绍(音译)的政策，高定点是罗马天主教教徒，不认同佛教徒。后来，有证据显示北越共产党政权在对南越的战争中煽动了此纠纷，甚至可能是奚持.旷.达克激烈姿态的共谋者。
但是，一件事是明确的。自焚的影片，作为一件可怕的新闻事件，抓住了世界惊恐的注意力，尤其是美国人。这在当时与南越结盟的美国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无疑促成了约翰·肯尼迪的战略家们抛弃阮文绍的决定，阮文绍在一次政变中被暗杀。这使南越政府处以非常不稳定状态，同时这也导致美国更深地卷入了越南战争，最终以失败收场。一个单一行为能有这样深远的影响是不多见的。
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快速回到上个星期四，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场景，五人点火自焚，以中国政府的说法是，他们是法轮大法精神运动进行的一次抗议。一个妇女被烧死。当时是中国春节除夕，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时间，然而整整一日之中，数百名法轮大法的成员却在其它不同的地方，分别在抗议中被逮捕。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听到中国政府的单方之词说这五人事实上是法轮大法的追随者。在更多的证据被揭露并证实之前，此五人的身份和他们的动机仍需要思索和推测。
不过，自星期二起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很值得深思。比如，中国政府是否会乘机证实法轮大法是“X教”并说追随者威胁到了中国社会的稳定？ 或者，这些抗议是否会获得非信仰者的同情并增强此团体成员的决心？答案很快会有的。
一件事看来是明确的，如果抗议者们确实是法轮大法成员，新闻记者和学者们就有责任使他们避免遭受与奚持·旷·达克同样的命运。美国大部份媒体通过强调他的死亡对阮政权的垮台所起的影响而将其抽象化。相反地，其他人则几乎完全将焦点集中在宗教性质和他的抗议的始因上，从而将他的死亡变成“宗教自杀”，根据中国五世纪至十世纪之间的佛教经文，这种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结果是，他的行动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阮政府的社会政治背景都被忽视了。
这种简化论在星期三的许多西方新闻报导中都体现出来。法轮大法的领导人李洪志是否宽恕自杀？李先生1月1日在因特网上刊出题为“忍无可忍”的文章，他告诉追随者们基本原则“忍”不是对邪恶无限度的纵容，这话的含义是什么？随后发表的1月11日的评论文章告诫要防止暴力行为，这是不是证实一些修炼者将“忍无可忍”的文章解释为鼓励暴力？并且，如一篇报导所指出的，怎样理解李先生的“越来越具启示性的语调”？这些是合理的提问。重要之处在于了解此运动的领导人所表达的真正意图，他们的理论所包含的真正意思，以及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这种单一的质询方式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即它意味着在不知不觉中将责任归到了受害者们身上。
正如「亚洲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在今天的报导中所解释的，最基本的人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为铲除法轮大法而发动的残酷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政府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已经加紧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致使数百，甚至数千法轮大法成员处于”穷困潦倒”状况。警察将他们赶出家门，剥夺工作，政府授权并鼓励警察对成员们进行毒打、折磨。大约100名成员已经在警察拘押中被毒打致死。无怪乎记者们采访过的追随者们“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愤慨”。
因此他们是一些被逼迫到死亡边缘的人们。我们也许不同意周二这五人所采取的引火自焚的方法。即使在没有自由的中国，人们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意愿。但是，考虑到政府的残酷程度，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几个人在绝望中选择死亡。并且，我们应该对这种行为予以同情而非讥讽。
自焚的行为确实令人震惊。32年前的本月，燕·帕拉荷走入布拉格的文塞瑟斯拉斯广场，在国家展览馆的前面引火自焚，以抗议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镇压以及五个月前苏联占据捷克斯洛伐克。这位20岁的大学生特别呼吁停止检查制度和取消苏联诽谤自由倡导者的大幅宣传品。
他于三日后死亡，死亡之后，他的尸体被隆重安放在查尔斯大学的大厅里，特意被放在宗教改革家燕·赫斯的塑像附近，1415年，赫斯因要求在捷克教堂读圣经而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为帕拉荷举行葬礼的这日，布拉格50万捷克人走上街头进行了自苏联入侵以来最大的群众示威。帕拉荷的政治抗议令苏联陷入难堪。西方那些对捷克事业抱同情心的人们理解他的行为的意义。但是，在那时，镇压被认为是严重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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