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
信仰背後的信仰
暴力鎮壓消滅不了人們心中的信仰
如果人類沒有苦難，如果人類沒有從苦難中體驗到生存的有限性和深沉在人性內部的罪惡，人類也許就不需要信仰，不需要宗教。可是，既然苦難感和罪惡感是世間誕生宗教和信仰的內在條件，怎麼可能通過給信徒降臨苦難、通過向信徒展現權力的猙獰和拳頭的罪惡而消除信徒心中的信仰呢？
那些淺薄的統治者總是過高地估計權力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信仰的力量。他們以爲只要宣佈什麼信仰是不合法（「法」就是他們的權力的小名）的，這個信仰就會像和平鴿中箭落地一樣從信徒的心中掉落下來。尤其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的弱智使得他們意識不到，正是他們長期以來的血腥統治，他們對公衆權利的剝奪和公衆勞動成果的掠奪，他們對公衆社會生活的破壞和言論空間的摧毀，使得公衆除了擁有一點精神空間，就徹底一無所有了。在宗教傳播史上，總是那些最底層的勞動者和備受男權社會奴役的女性最先接受一種新的宗教信仰，我們應該從這以事實重得到一些啓示。孤苦無告的人們只有無限放大他們的心靈世界，將這一點點內心自由看作他的全部生活。所以，紐曼說：是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使得人們的信仰更加虔誠更加堅韌（轉引自斯邁爾斯《人生的職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4頁）。斯邁爾斯在談到長老會四處遭受槍殺、絞刑時說，正是這些瘋狂的屠殺，使得「這種特殊的宗教形式更加令人衆志成城，信仰堅定。」（轉引自斯邁爾斯《人生的職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9頁）。一切用血腥鎮壓取消公衆信仰的企圖不但必定是徒勞的，而且效果肯定相反。越是用拳頭、皮鞭、警棍、刺刀、監獄對付他們，他們越是隻有通過堅守內心的信仰來捍衛他們人之爲人的最後的尊嚴。
早期基督教就是在異族統治的血腥中誕生的，它的發展壯大也是以統治者的長期迫害和鎮壓作爲色彩鮮亮的背景。後來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傳播，不但以世俗權力的迫害爲背景，同時也以基督教內部的專制和鎮壓爲背景。宗教改革以來，活躍於法國南部和西南部的胡格諾教派（屬於加爾文宗）一直是虔誠、勤奮、溫和守法的羣體。他們僅有的要求是擺脫教皇的拘束，按照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可是，他們遭到了教皇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共同迫害。他們隱忍堅韌，以和平的方式應對天主教羣體和世俗政權的迫害，希望強權集團能夠理解他們的願望，容納他們侍奉上帝的熱情與方式。可是他們在大多數時期處於被拒絕、被誣陷、被殘殺的屈辱境地。1540年代，法王對大批胡格諾教徒處以火刑，使得加爾文學說更加迅速地傳播開來，作爲一個教派的胡格諾羣體也更加具有凝聚力。1562年，王室被迫頒佈敕令，使得胡格諾教徒擁有公民權和在城堡以外的城鎮舉行禮拜活動的權利。天主教權利集團卻不能容忍他們擁有這樣的權利。大貴族弗郎索瓦公爵率領人馬路經瓦西鎮時，對正在做禮拜的胡格諾教徒發起襲擊，導致數百人傷亡。10年之後，胡格諾教派重要人物雲集巴黎，準備跟天主教舉行和平會談。天主教徒卻選擇他們的節日聖巴託羅繆日（8月24日）的前夜，在弗郎索瓦之子亨利·吉斯率領下，對手無寸鐵的胡格諾教徒發起武裝襲擊，幾千名上帝的選民倒在血泊之中。更加徹底的鎮壓隨後大規模展開，數萬胡格諾教徒死於瘋狂的屠殺之中。聖巴託羅繆日大屠殺，成爲基督教史上最著名的血腥事件。這一事件導致了長達30年的胡格諾戰爭。戰爭期間，法王亨利四世於1598年頒佈了《南特敕令》，再一次給予胡格諾教徒一定的政治權利。被血風腥雨所深深傷害的法國社會這才獲得了一陣輕鬆與安詳。
可是好景不長，八十七年之後，也就是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敕令，胡格諾教徒的命運從此進入了更加屈辱的狀態。對於這些虔誠、善良的教徒來說，每天都是聖巴託羅繆日，每天都生活在大屠殺的恐怖和血泊之中。在此期間，逃離法國的新教徒有二十多萬。加上被屠殺和被判苦役，受害人數則高達一百多萬。由於新教徒掌握着工商界的命脈，法國社會的生產力在這場宗教迫害中受到嚴重摧殘，有的省幾乎失去了所有的財政收入。可以說，受害者遠遠不只是胡格諾教徒，而是包括王室和天主教徒在內的整個社會。國王和宗教領袖們爲了實現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整齊劃一，爲了從屠殺和車裂中獲得統治的成就感和征服的快感，不惜滅絕成千成萬無辜的生命，同時也在不經意間將民族的生機和前途作爲賭注和犧牲。一百年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想到這一點，那鋪滿大地的鮮血和頭顱，是一定要生長出無窮無盡的仇恨的。1789年以後，由主要信奉新教的新興工商階層親手點燃的革命烈火，不但燒燬了一個罪惡的王朝，同時將代表法蘭西的良知和理性的丹東、馬拉也一起燒死了。誰敢否定這正是對長達幾百年的歧視和屠殺的模仿與復仇，是對漫長的恐怖和痛苦的排泄與反彈。這一次，輪到國王路易十六失去頭顱了。令人感嘆的還有，取消南特敕令、爲一百年的迫害與屠殺開盤剪綵的路易十四雖然早就壽終正寢，可他的孫子卻在一百年後得到了禮尚往來的回報。當這位站在絞刑架上的王室後裔要求向絞殺他的人民講幾句話時，回答他的正是他的祖父反覆使用的絕招，他在喧天震地的鑼鼓聲中，無聲無息地命歸黃泉。如果按照因果律認真推理，殺死這位尊貴王族的，究竟是巴黎人民，還是他自己的祖父？無論如何，他的委屈和思索只有留到地獄深處向他的滿手鮮血的祖父訴說。
今天，新教教義和精神已經傳遍世界的每個角落，新教徒人數大約有4億。用皮鞭和屠刀消滅一種信仰，用囚禁和迫害剝奪人們按自己的方式愛世界的權利、按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權利，這樣的殘暴行爲不僅喪盡天良，也絕對達不到暴徒們所企望的效果。
與孤苦無告的底層人一起承擔苦難
胡格諾教徒在取消南特敕令後遭到了當局的瘋狂迫害。幾乎所有有錢的人都被迫逃亡國外。德國、丹麥、荷蘭、瑞士、英國等許多歐洲國家一時湧入了大批大批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可是，那些地位卑賤的教徒卻沒有這麼幸運。他們本來就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可以移居國外，後來法國當局又有意沒收他們的財產，使得他們完全沒有躲避迫害和屠殺的餘地。當局給他們安排的唯一出路就是屈服，甚至派武裝人員住到胡格諾教徒家裏，逼迫他們改信天主教。雖然有很多人不得不宣佈改教，但大多數人依然毫不動搖。他們以令人驚訝的謙卑、善良、從容和隱忍面對屠刀。每到做禮拜的時候，他們悄悄集合在曠野、山谷、山洞、河灘、採石場，用他們自己的儀式和語言，向上帝呼告和祈禱。當軍隊將他們包圍時，他們在屈服與死亡之間，總是寧願選擇死亡。給胡格諾教徒施行絞刑、殺頭、車裂、駟馬分屍等等殘酷的刑罰，成爲法國社會的日常功課。還有大批教徒被判終身苦役，他們必須承受一輩子的折磨和凌辱，永無出頭之日。國王大臣無不從這些慘無人道的屠殺中獲得快感。天主教徒更是爲此歡呼雀躍。知識界也基本認可官方的暴行，連在整個歐洲知識界舉足輕重的文化巨人伏爾泰也認爲這些新教徒罪有應得。罪惡像蒿草一樣長滿了法國大地，得不到任何公正力量的遏止，胡格諾教徒的鮮血成爲餵飽這些罪惡的無辜肥料。
在迫害剛剛開始的時候，作律師的年輕胡格諾教徒布魯遜熱衷於爲受到迫害的兄弟姐妹辯護，在有的個案中還取得了勝利。當局千方百計收買他，一次一次許以高官厚祿。布魯遜堅守着自己的信仰毫不後退。在日益嚴重的迫害之中，布魯遜不得不加入到逃亡者的行列之中。他在洛桑安頓下來，企圖在這裏重新開始律師業務。但是，教友們無辜的鮮血老在他的面前鼓盪。他很快就取消了作律師的打算，決心將自己奉獻給那些慘受迫害而又孤苦無告的胡格諾教徒。那是真正的底層人，真正的弱者，真正的受難者。人類社會的所有壓迫和災患，主要都是由這些人承擔。他們連逃亡的權利都無法擁有。布魯遜覺得所有拋下他們逃到國外的人都應該感到道義上的虧欠和道德上的羞愧。他呼籲移居外國的牧師回到法國，回到那些羣龍無首、分散着承受迫害和殺戮的底層教徒之中，給他們以鼓勵和安慰，與他們一起承擔患難。牧師們反脣相譏，詰問他爲什麼不第一個回到法國。布魯遜雖然不是牧師，卻一直被這種虧欠感和羞愧感深深煎熬。嚴重的焦慮折磨得他身心崩潰。他虛弱得一病不起。皮鞭的呼嘯、鐐銬的叮噹，痛苦的呻吟，絕望的哀號，每日每夜越過法國的崇山峻嶺震盪着他的耳朵和心靈。有一天他突然從床上坐起來，對他的妻子說：「我必須回到法國去，我應該去安慰那些在殘酷壓迫下痛苦呻吟的弟兄們，去減少他們的苦難，去爲他們加油。」妻子跪在他的腳下哀求說：「這等於去送死，請爲我和年幼的孩子想一想吧。」
雖然有一批一批牧師的屍骨陳列在布魯遜的前面，雖然有妻子孩子的眼淚拋灑在身後，然而布魯遜的靈魂深處早就沒有退路。他是上帝的選民，他的靈魂已經獻給了上帝，他只能按照上帝的召喚一往無前。雖然他不是牧師，他沒有資格佈道講經，可是他必須與那些苦難的底層弟兄一起，虔誠地站在暗無天日的曠野上，站在軍裝和刺刀的包圍圈中，寧靜而又堅韌地向上帝禱告。
布魯遜聚集了一批願意回國的胡格諾教徒，分頭偷越國境線，悄悄回到了血雨腥風的法國。他要把那些受難的教徒團結在一起，共同面對屠夫們的子彈和絞刑架。在塞文山區，教徒們要求他爲大家傳道。他堅決不肯僭越牧師的地位和職責。教友們反覆規勸他擔負這一重任，並就次反覆爲他禱告。當一個一個牧師在車裂、在絞刑中離開教友時，布魯遜不得不擔任塞文山區的牧師，成爲了最有號召力的傳道者。他從來不提倡暴力反抗，和平是他所堅持的原則。上帝愛人類，不是要人類互相殘殺，乃是要人類互相尊愛，友好互助。他投身於廣大底層教徒之中，與他們一起用非暴力的方式面對暴力和殺戮，用愛的態度面對那些窮兇極惡的劊子手，用從容隱忍的性格面對惡劣而又危險的境遇。上帝的愛與生命的尊嚴是合一的。不向邪惡的力量屈服，這是上帝的召喚，也是內在尊嚴的召喚。
官方重金懸賞通緝布魯遜和他的夥伴，布魯遜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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