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緊急約見中國駐蒙大使許文益，通報9月13日凌晨2時許，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境內墜毀，乘員九人全部遇難，蒙方對此事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對此作出正式解釋。
　　
　　當時中蒙關係剛剛解凍，墜機事件事關重大，許大使果斷決定啓用已塵封兩年的外交長途專線電話，用了3個多小時才把這條重要消息傳到中國外交部。按照國內指示，許大使和我以及兩位譯員第二天飛赴溫都爾汗墜機現場考察。現場狼籍一片，九具屍體基本上是有頭有腳的完整軀體，尤其是那具女屍，簡直就是仰臥在那裏熟睡的一個人，只不過脫光了衣服。我們將屍體以及散落在四周的手槍、文件等一一拍照。地上有一個嵌在塑料夾中的臨時出入證，是空軍大院正門和後門的，編號0002，沒有貼照片，只寫着：林立果，男，24歲，幹部。我當時並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許人也，匆匆拍照了事。後來得知，三叉戟256號的黑匣子連同中間的發動機都被蘇聯人拆走了。當時氣溫較高，經中方同意，蒙方士兵將屍體就地埋葬。
　　
　　隨後，中蒙雙方就飛機是軍用還是民用、是侵入還是誤入展開了長達五輪的激烈談判。
　　
　　「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後，回頭再看看關於「軍」抑「民」爭論的記錄，的確就如同在埋葬死難者時，我們四個人畢恭畢敬地鞠躬默哀一樣，使人感到有點好笑。我認爲歷史問題只能用歷史眼光去看，不能脫離當時的具體條件。國內通知使館是，中國飛機迷失方向誤入蒙古領空，沒有講飛機性質和其他更多情況，駐外機構的代表必須堅決按照上級指示的口徑進行交涉，不能做任何篡改。而我們在現場看到的飛機殘骸上明明是中國民航四個大字，飛機的性質一目了然，況且，中蒙之間多年惡化的緊張關係剛剛開始緩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雙方在會談中的思想狀態和言談表現，反映了當時兩國關係的現狀。在三叉戟256號墜毀原因尚不清楚的情況下，蒙方一再強調飛機墜毀是「在沒有外來影響下，而由於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的，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他們在迴避什麼，於是就更加重了對於飛機可能被擊落的懷疑。而蒙方也懷疑這架軍用民航機無端地進入蒙古領空，是否真的是迷失航向，還是搞偵察破壞活動。因此，他們就死死咬住「軍」字不放。我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抓住「民」字來應付，才能避免留給對方什麼把柄。
　　
　　■奉調回國，周總理緊急召見福建廳

　　遵照國內的指示，9月20日上午9時，我登上了從莫斯科開來的我國的4次國際列車。
　　
　　列車9時28分離開烏蘭巴托，穿過市南的山區，我看到鐵路兩旁的蘇聯軍事基地，它們顯得格外繁忙，氣氛異常。離烏市七十多公里（鐵路里程，直線距離約五十公里）的大型後勤基地上，已看不到無事閒逛和午間進行足球比賽的蘇軍大兵，代之的是進進出出的載重車輛。離後勤基地不遠的一片幾十個橫臥的戰備油罐羣，不僅用鐵絲網圍了起來，還少見地加上了崗哨，說明都加滿了油。離烏市100公里（鐵路里程）的巴彥機場，飛機不斷起降，空中一個個編隊飛過，不像是日常的訓練飛行。

　　而且，拉出機庫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殲擊機，都脫掉了機罩，在太陽照耀下，一片亮鋥鋥的。

■林彪屍體

　　9月21日下午3時29分，列車準時抵達北京站，下車後我便被直接送到大會堂福建廳彙報工作。我一進門，驀然間眼前一亮，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容，這不是周總理嗎？我頓時感到心臟急促跳動，胸悶得有些出不來氣。
　　
　　我首先彙報蒙方對中國飛機失事事件的態度和雙方會談的經過。總理聽完，頭仰枕在沙發上，半思索半自語地歸納蒙方態度的特點，然後抬起頭來朝向我：「就是說蒙方還是比較友好的？」「是的，從幾年來中蒙關係看，這次是比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談談現場情況。有沒有帶地圖來？」總理問。
　　
　　「我標了一張現場位置圖。」我說着就跟着總理站起來，走向方藤桌，把這幅二百萬分之一的地圖攤開，外交部的幾位領導也圍過來觀看。我指着地圖上標出的紅圈，講蘇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與溫都爾汗、烏蘭巴托、我國國界的距離。
　　
　　總理立着右手掌從山海關開始，沿着這兩個點到溫都爾汗，用力地向前一畫，並微微地點了一下頭。我立即吃驚地意識到，飛機是沿着這條航線飛出去的，而不是由東北飛進關內，這絕對不會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機組人員裏有叛徒。
　　
　　我講到機翼根部那個大洞，懷疑是防空導彈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沒有穿透，而且洞口鋁刺並不規則，所以難下結論。
　　
　　當我講到死難者屍體時，已接近22日凌晨2點鐘，總理精神異常貫注，看不到一點疲勞的影子。
　　
　　最後，彙報死難者的遺物情況。總理全神貫注地聽着。我講到有個寫得亂七八糟的柏紙本，總理問寫的什麼內容，我說看不懂。
　　
　　整個彙報結束時，已經是22日凌晨3點多鐘。
　　
　　外交部幾位領導從福建廳出來，坐在走廊盡頭一張方桌旁，韓念龍副部長親自執筆起草給駐蒙古使館的指示電。電報中，出現了「自行墜毀」四個字，使我感到相當意外。事後我聽說，總理並不是憑個人的分析做出這個判斷的，而是在聽了我的彙報後，馬上要楊德中主持研究飛機究竟是怎樣墜毀的，初步確定飛機可能是因燃料將要耗盡，被迫做緊急着陸的準備，駕駛員不清楚着陸區域的地面情況，最好的選擇是找一塊平坦的地方，冒險以飛機肚皮擦地降落。看來，飛機着陸後，由於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觸及地面，肚皮與沙土衝磨，驟然間升溫引起油箱着火，從而導致整機爆炸。從當時特殊情況看，駕駛員技術很好，選擇了惟一的處理辦法。

　　雖然不能排除機件失靈，或被地面防空武器擊傷而緊急着陸，但這些可能性較小。

　　在場的同志一致認爲這種分析有道理。
　　
　　從大會堂彙報之後，我被「隔離」到外交部招待所。10月1日凌晨兩點半，我隨同空軍的幾位首長來到西郊機場，進一步分析墜機原因。幾經覈實判斷，大家一致認爲：256號右翼根的洞是油箱向下衝炸開的，所以翼面沒有穿透，洞口鋁刺也不規則。如果是導彈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機翼，而鋁刺也都應該通通往裏翻。

　　■林彪叛逃之後，我國在軍事上做了充分準備

　　1971年國慶節爲了增產節約，中央決定不搞天安門前統一的檢閱和遊行。10月3日，我到外交部禮堂聽了《中共中央（1971）第57號文件》，才知道在256號上殞命的九人中包括副統帥林彪，震驚之情可想而知。
　　
　　11月中旬我重返駐蒙古使館。有時閒聊，大家假設林彪真要活着到了烏蘭巴托那可真是災難。蘇聯領導人把中國的內情透徹了解之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呢？

　　據了解，周總理和軍方領導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後確確實實做了必要的軍事部署。

　　總理當時下令在軍事上做充分的準備，決不是無的放矢。
　　
　　當時任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的庫裏克後來說：「我們感到最爲慶幸的，是林彪沒有真的飛到蘇聯來。」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蘇之間的麻煩就大了，也許不僅僅是一場邊境衝突了。
　　
　　■出逃飛機上發生搏鬥了嗎？
　　
　　9月下旬以後，國際上的各種傳聞和揣測沸沸揚揚。
　　
　　11月中旬，駐蒙古使館從一位蒙古朋友處得知，有個汽車司機去貝爾赫礦區，從蘇布拉嘎盆地旁邊經過，看到失事飛機的中國人的墳已被挖開，有些坑已經空了。

　　據某國外交官稱，蘇聯當局已把九人屍體挖出，進行了詳細的生物化驗，證明其中一具屍體的特徵與林彪一樣，並且與林1956年留醫莫斯科的病情記錄對照，發現屍體上齶少了三顆牙齒，也與病歷相符。
　　
　　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已把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九顆子彈，呈蜂窩形。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證明，飛機上發生了搏鬥，有人向林彪開槍，導致飛機墜毀。事實情況到底如何呢？
　　
　　我空軍專家組分析，飛機起飛以後，如果發生搏鬥，有人開槍，既不可能是葉羣、林立果及其死黨劉沛豐，也不可能是一無所知的專車司機楊振剛和正在操縱飛機的駕駛員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個機械師（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國外逃，鋌而走險，來個魚死網破。但是，對三個機械師李平、張延奎、邰起良的審查表明，他們完全沒有可能開槍。
　　
　　9月13日半夜2點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們三人去給飛機加油。正在他們準備加油時，林彪乘車倉皇逃到機場，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上了飛機。據查證，他們過去沒有佩帶過槍支，這次執行任務也沒有發給他們武器。
　　
　　排除了外電關於飛機上發生搏鬥的謠傳，那麼機上人員是什麼原因致死的？空軍專家組的結論認爲，都是由於摔撞和被燒而死的。從屍體上的傷痕看，多是皮肉挫傷，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等摔撞傷，這些傷是飛機着陸毀壞過程中造成的。從林彪、林立果、張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屍體摔於地上仰臥狀態下流出來的。

　　從壓在屍體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膚未燒着的部分看，這些人是從飛機上摔出來以後被燒的，這在葉羣、邰起良的屍體照片上，反映最爲明顯。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亞皇帝來華訪問，周總理陪同他到上海蔘觀。在上海，周總理抽出時間接見了上海及華東的黨政軍負責人，講話中談到「九一三」事件的經過，周總理闡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相結合的道理。總理說，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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