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高招辦之前，記者先在H省省會的某大學採訪了王濮，該大學是王濮的第二志願。
王濮個子不高，臉膛黝黑，身板壯實，在中學是班上的體育委員，市優秀學生幹部。王濮說，他特別想到北京上大學，在省內讀書發展的機會畢竟不如北京。得知高考分數後，他以爲到北京讀書的夢已經成真，沒想到竟未被錄取，爲此哭了好幾次。要不是舅舅在北京查到未被錄取的理由，他只能怨自己考得還不夠好，會踏踏實實在現在這所學校唸書，畢竟農民的孩子能考上大學很不容易了。
王濮說，對於國家高考，他原來100%有信心，農村信息閉塞，他也從沒聽說過什麼高考腐敗。這回自己遇上不公，對自己的人生觀都有很大影響。
王濮的話讓記者心裏不是滋味。省高招辦和高校之間到底什麼關係？退檔和錄取的生殺大權究竟掌握在誰手裏。S大學口口聲聲錄誰不錄誰，決定權在省招辦，招辦又有何說法？
省招辦說：高校堅持退檔，招辦只能允許
H省招辦宣傳組杜組長告訴記者，按教育部的規定，現在總體高招機制是高校負責，招辦監督。招辦按各高校招生計劃的120%從高分到低分向高校投檔，高校做德智體全面衡量後，按從低分到高分的次序向招辦退檔。如果不是這個順序，招辦錄檢組就要審查退檔理由，如果退檔理由不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就應要求高校複議，如果高校複議後仍堅持要退，招辦只能允許退，但有關遺留問題由高校負責處理。
至於什麼是合理的退檔理由，杜組長說德智體三方面兼有，比如政審，比如某些專業要求專業分和特殊的身體條件。但是所有的專業限制都必須在考生填報志願之前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公開，錄檢標準必須是公佈過的標準。教育部沒有規定和學校事先沒有說明，就不是正常的退檔理由。
但是，是否合理退檔，絕大多數考生並不知情。如王濮。
120%調檔後的問題誰來監督，杜組長也承認是個問題。他說，從目前錄取的現代化程度來說，計算機能夠控制120%的提檔線。比如某大學在某省錄10個人，計算機自動生成12分檔，原則上120%不能突破。記者追問，原則以外呢？可能不可能在12份之中退掉一份，再提第13份？杜組長說有可能，尤其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學校、提前錄取的院校。這也是每年高校和招辦發生矛盾的不好處理的焦點之一。有時候120%的第一名和最後一名都錄了，但中間的沒錄，從目前的管理體制來說，是正常現象，但對考生來說，確實不公平。隨着高校自主權越來越大，這個問題也會越來越突出。但是，杜組長認爲，高考招生工作總體是公平公正的，現在暴露出的一些問題都是枝節問題。未來的問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制約機制的問題。
至於王濮的情況，杜組長說S大學提出補錄，我們審查理由成立，會積極配合辦手續。
按H省招辦的說法，王濮的退檔主要是S大學的問題。但S大學似乎也有難言之隱。況且對於這種明顯不合理的退檔理由，H省招辦根本沒有按程序讓S大學複議。
高校說：省招辦的權力並沒有削弱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已連續13年參加北大的招生工作，今年任北京地區招生組組長。13年的耳聞目睹和親歷，孫教授對高考中的每一處陰影和死角都深諳於心。
孫教授說，招生自主權當然應該在高校，因爲是高校招生不是政府招生。
但是高校招生，省招辦的權力並沒有削弱，省招辦負責投檔，負責審批，儘管現在是電腦投檔，但電腦也是人控制的，該投的檔不投，該批的不批，這種情況也出現過。
高校招生，招辦監督，高校和省招辦應該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關係。
記者追問，有沒有互相幫忙、互相利用的關係？孫教授笑答，不排除。但關鍵看高校，看你招一個人或退一個人敢不敢公開對社會作出解釋。在這方面，重點大學相對規範一些，這和對自己學校信譽的重視有關係。北大要是招一個低分考生退一個高分考生，可能產生全國性影響，北大敢不自律嗎？
另有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高校到地方招生一般會注意和地方招辦搞好關係，一是工作起居甚至旅遊都需地方關照，二是招辦和高校都有各自需要關照的關係，不想互相得罪。
因此，到底什麼決定了王濮的退檔，記者始終沒能觸及到問題的內核。
加分、保送能取消嗎
除了發生在120%調檔線內的問題，另有一些人爲操作性較大的環節亦成爲高考腐敗滋生之隙，今年媒體披露的隆回一中保送生事件等，引發了社會對高考加分、保送等選拔手段的強烈抨擊。
但是，教育部中央教育科研所研究員臧鐵軍認爲，考試技術的制約和考試形式的限制，使目前中國的高考尚不能全面反映一些學生的綜合素質，尤其對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對在特殊領域裏值得培養的學生應該有特殊的選拔機制，不能因由此產生的一些腐敗和違規現象來否定保送、加分。教育部的有關文件對保送、加分的要求很明確，對不合格保送生和責任人也有嚴格的處理措施，關鍵是嚴格執法。孫東東認爲，我們不能全面否定加分和保送，但以中國目前的國情來看，加分和保送存在一些問題，各種榮譽稱號的加分太亂太濫，已成爲導致高考腐敗的原因。有些中學往往把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的稱號授予成績中等的孩子，而且什麼比賽都有可能作爲加分的契機。這些一是有可能提高學校總體的升學率或重點大學錄取率，二就是照顧了想要照顧的關係。保送也是如此。每年二三月份起，全國各地的各色人等就開始往高校鑽，爲自己的孩子能被保送鋪路。
中國的高考改革目前更多注重於形式上的改革，指望加分作爲素質教育的補充，從目前來看是失敗的。非正常的加分和保送提升了中學和地方的榮譽，卻損壞了國家高考的形象。
鑑於此，北大、清華旗幟鮮明地在高招中一律把加分去掉，按實際分數錄取。對此，很多學生家長拍手稱快。對於保送，北大和清華幾年前就向上級呼籲取消這一制度，未獲批准，全國一些大學反對，因爲通過保送可以預先吸納一些好學生；有保送資格的中學更反對，因爲升學率會受影響。儘管是否接受保送生的自主權在高校，但如果國家沒有全面取消保送生，哪個學校也不敢自行決定不接受，因爲不接受就可能意味着把一批好生源拱手相讓。
據了解，推薦、保送在美國等國家是非常重要的高招選拔手段，爲何沒有衍生這些問題。臧鐵軍強調法制健全是杜絕腐敗的關鍵。比如美國的推薦信，推薦的正確與否涉及教師和校長能不能吃這碗飯，學生和家長也很清楚，不能因爲自己孩子的前途而砸別人的飯碗。因爲有法律條文的約束。孫東東說，他就此問過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招辦主任，答說，若中學推薦來的學生入學後發現有問題的，這所中學在我這所大學就永遠翻不了身。我國就不同，中學搗了鬼以後，很少得到處理或處理輕微，有時甚至地方的教育系統出面幫學校說情。
還有一個容易出問題的環節是擴招、補招。尤其補招是計劃外招生，名單難得公佈，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就更大。比如王濮，記者曾驚訝S大學給H省招辦的補招函竟如此簡單，「我校欲在H省增加招生計劃一名，錄取考生王濮到×專業，考號爲××××××××××，考分爲692。望批准爲感。
孫東東說，S大學所謂在全國錄取完畢後統籌使用擴招名額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爲全國的錄取進度不一樣。擴招名額一般會投放到生源條件非常好的省份，擴招的錄取應該和計劃內招生一起進行，錄取名單一併公佈。如果是正常錄取之後的補錄，問題往往較大，因爲缺乏監督。
行政監督不如權利人依法監督
高考在我國存在了幾十年，已經被普遍認同和接受，就是因爲高考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競爭選拔機制。如今，高考的公平因接二連三的腐敗事件而失衡，考生、中學、高校、高招辦，保送、加分、考試、錄取，高考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都受到質疑，高考將向何處去，高考的信譽如何重新建立？
各方面普遍認爲，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和嚴格執法是唯一出路。
但是，目前的高校招生、招辦監督體制並非一個最佳監督體制，因爲招辦不是高考的權利人，招辦利益有時候和高校利益的聯繫較之和考生利益的聯繫更緊密，招辦行政監督的結果往往不及權利人比如考生的監督，況且，在整個高招體系中，高招辦也是被監督的對象。
知情是監督的前提。對此，孫東東認爲，我國的法律已經能夠制約高考招生中的問題，關鍵是增加透明度。透明度越大，可搗鬼的餘地越小。比如上海招辦，晚上門都不關。上海的退檔表一式三份，招辦一份，高校一份，還有一份貼在錄檢大廳的樓下接待站處，誰都可以看。這樣高校退檔自然要小心。再如北京招辦，今年把各分數段的考生人數都登出去了。如此公開，無形中給招辦增加了壓力，假如該錄沒錄，招辦要考慮如何向社會交代。
臧鐵軍認爲，很多出現在高考中的問題實際上不是高考本身的問題。違規和腐敗涉及很多領域，可以用黨紀國法來處理。如果指望淨化高考來解決腐敗問題，高考的負擔就太大了。
在後果自負的前提下，高校的自主權似乎可以逾越省招辦的監督，該怎樣使用和制約自主權？臧鐵軍認爲，問題總有正反兩個方面，開放高校自主權是方向，有利於更好地選拔人才，但權力大了，就很難用一個標準和尺度來衡量和把握，關鍵是法制健全，但不能因噎廢食。
H省高招辦杜組長認爲，應儘可能增加高校招生透明度，分數公開，計劃公開，錄取標準公開，錄取結果公開。一旦出現問題，訴諸法律不啻爲一個最好的渠道。孫東東還提到，高考本身要減負。家長、社會、媒體對高考的關注度要降溫。
但是，這實際是一個怪圈。只有在一個相對開放公平的環境中，大家才會有相對放鬆的心態，高考暗箱的增加只會使越來越多的學生和家長不放心，並且使越來越多的學生和家長身不由己地投入暗箱。
9月5日，王濮到北京S大學報到，距記者着手調查此事剛好一星期。
事情解決得如此順利，王濮的舅舅和律師認爲和媒體的介入不無關係。而正因爲此，才不正常。高招，對於我們仍然充滿諸多不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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