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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訊】（編者按：目前正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的吳稼祥，1982年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先是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工作，曾任理論研究處副處長。1986年3月至1989年7月先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工作，歷任政法組副組長、財政金融組副組長，任職期間領導過最初的政治體制改革調查研究工作；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調查研究室工作，任綜合組組長；兼任過中央財政金融領導小組祕書組副組長。在此期間，還就任過胡耀邦負責的中共中央第13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起草組成員併兼任資料組組長。因六四事件秦城監獄關押了三年。出獄後爲自由職業的獨立研究者。承蒙吳稼祥的支持，本刊自本期開始獨家連載他在中南海工作期間的日記。） 一、寫在前面： 核心中的旁觀者將在這裏逐月發表的，是我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工作期間的一部日記。「書記處辦公室」這個機構，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先生爲自己組建的一個工作班子。當時有一個書記處研究室，主任是鄧力羣，但那是保守派的智囊機構，胡耀邦用不上。本來是自己的大腦，結果卻和自己對着幹。爲了改變這個被動局面，他成立了一個新的腦庫，就是書記處辦公室。在中央政治局裏是胡啓立分管，在書記處裏是王兆國分管，在中央辦公廳是溫家寶和周杰分管。把這個辦公室說成是胡耀邦的嫡系部隊甚至「黃浦軍校」也不爲過。 中共13大以前的中央書記處，相當於清王朝的軍機處，是第一線的決策機構。我於1986年3月調入該機構工作，不久擔任政法組副組長，做了一個大機構中的小吏，大軍機中的小行走。但我始終沒有放棄一個旁觀者的角色，我這一生中始終抗拒的是象墨水那樣，被現實生活的吸墨紙完全吸乾。我介入生活，也跳出生活。人要適應社會，首先要社會化。社會化就象化學反應，可能讓一個人變成另外一種物質。要保持住自我，最重要的是要能夠還原。不能還原的自我，都必然異化。 我此生中，總是斷斷續續地寫些日記，忙時斷，閒時續。但在「書辦」那段時間，我並不閒，但還是寫了日記，部份原因是那段生活很重要，不寫可惜；部份原因是書辦的上級鼓勵做「無名英雄」，不要對外發表文章或談話。我這種人，不寫些自己想寫的東西，是活不自在的，於是就寫了些當時不可能發表的隨筆，就是這部日記。日記都是在工作之餘寫的，一般在深夜。深夜寫東西，好處是，可以把自己找回來；壞處是太疲憊，太睏乏，腦子不在狀態。假如有些才氣，也難以完全發揮。這部日記有不少好看的東西，但肯定不是寫作藝術的精品。 我寫日記的這段時間，不僅是我人生交響樂的一個華章，也是中國政壇最精彩最有玄機的一段時期。後來的政治風暴，在這段時間裏已經開始孕育。這段時間覆蓋了1986年的學潮，胡耀邦先生下臺，以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次攤牌，結果自然是改革派損兵折將。 在這部日記裏，我不是批判者，只是思想者；不是隱私的窺探者，只是一個旁觀者，當然是有價值判斷的旁觀者。我在一些領導人身邊工作，寫了他們的某些性格和生活細節，不能說沒有偏見，但讓我心安的是，回過然頭來閱讀這些描述，我認爲基本上是公正和客觀的。 這部日記，不完全是生活的流水帳。寫它時，我心裏恰好有一個問題：中國這部官僚機器到底是怎樣在運轉的？我寫下了我的一點觀察與思索。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也是一部「主題日記」。
轉自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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