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專政不僅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也只會使專政者走向絕路。任何當局，只要沒有患上疑呆症，都會懂得「兼聽則明」的道理。民主國家有反對黨，有民間輿論，經常批評和監督政府，這是民主社會歷久不衰的保證。要說「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當之無愧的不是專制政權（或專制主義政黨），而是民主政權。不說別的，民主政權所作所爲，是以民意爲依歸的，這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第一條。連封建王朝都設有諫議的官員來批評皇帝（這當然不可以與民主作同日語），唯獨毛、鄧、江爲首的中共，不但容不得民間異見，連黨內的異議也不能容納，要求所有黨員都「和中央保持一致」。

有一個近例。

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本來是值得所有華人高興的事。但是偏偏中共不僅貶低這位法籍華人作家、藝術家的文藝成就和攻訐諾貝爾獎評委對高行健的評價和頒獎，而且連中共自己的宣傳機構中國新聞社對高行健獲獎所作客觀報道也遭受批判。與此同時，有關當局、單位連下幾道禁令：對高行健作品禁出版，禁研討，禁爭論（即不許不「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共當局這些舉動，又一次表明在一黨專政下，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創作自由是絕對匱乏的。

正是這種容不得任何異見異議的一黨專政，使中共失去了監督，失去了反饋的信息，因而陷入腐敗的泥坑而不得自拔。黨外黨內的頭腦清醒者已經認識到，光是腐敗已足以斷送中共的政治生命。人們認爲爲了國家走上康莊大道，爲了中共自己走出困谷，必須解除報禁，放棄一黨專政。以高行健獲諾獎爲例，中共就不該打壓高氏，也不應謾罵諾獎評委。打打罵罵，是霸權主義、專制主義的行徑。恰當的做法，是讓報刊自由報道和評論，讓人民自由表態，讓高行健在中國土地上自由發表、傳播個人感受和意見，這當然是一黨專政制度所不容許的。

從大局來說，如果中共核心不順從民意和世界洪流，死抱專制主義，頑拒政治上的鬆動和改革，民間輿論得不到宣泄之道，那就只好讓它在地下聚積能量，等到聚積到轟然爆發的臨界點時，那形勢恐怕就很難控制了。稍遠的例子不少，近期南斯拉夫的變局就可引以爲鑑。米洛舍維奇以爲專制主義加民族主義就可以鞏固他的共產主義政權，但結果如何呢？難道江澤民希望做米洛舍維奇第二嗎？

當然，現在歷史還給中共留下自我變革從而走出險境的契機。對大衆來說，目前還不是耿耿星河欲曙天的時候。不過我們深信，那一天離我們不會太遙遠了。雖然山外有山，《爭鳴》面對的第二十四座、二十五座、二十六座……的山也許更高更陡，我們堅決一往無前，絕不後退一公分，在一百多個國家的讀者和朋友的熱情支持下，即使刀山劍壑也是可以征服的。(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