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看来，就案论案说远华，它并不是最可怕的。海关“关权”――国家的主权与执法权落于走私贩子之手，已有湛江在先，而且湛江走私案揭出了当地的党委一把手陈同庆，厦门的党政一把手这些年在干什么尚不得而知。这种一个城市的政权几乎被犯罪分子所掌握的个案我们已屡有所闻。比如浙江瑞安市的干部任免大权被一个地痞“阿太”陈仕松所操纵。厦门市不过比瑞安市地盘大一点，级别高一点。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最近报道的发生在江西省的查禁中央政策汇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一书的事件，所显示的政治信号，是比远华案更为严重的。它表明，在中国，（地方）官员已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一个权势集团，一个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尖锐对立的集团。中央政府从维护政治稳定的大局出发，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只要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官逼民反的暴动史、社会动乱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支持中央的政策。但是一些地方官僚们为了自身眼前的利益，则要千方百计抵制中央政策的落实。想一想王安石变法，想一想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等财税制度改革的历史，对这种抵制我们也不惊奇。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话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农民负担却有增无减的原因。

从江西禁书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这决非一县一市的哪个贪官污吏在作怪在使坏，而是省里领导们作出的决策。要不然，省农工委的官员也不用在记者面前一概表示有难言之隐了。他们查禁这本书的理由是，让这本书落到农民手中，就会破坏社会的稳定。说白了，就是怕农民拿着“尚方宝剑”进行合法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他们却进退失据。这些官员们要的“稳定”是什么？不就是要老百姓当顺民，任其宰割吗？

请看一看，大大小小城市的街头地摊，公然卖各种非法出版物的，卖窃听器等违法物品的，到处张贴制作假证件广告的，更不用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色情娱乐场所，执法者往往视而不见，等上上下下逼不过了才装模作样地“整顿”一番。可是查禁这样的书，地方政府及警方却表现出了罕见的行政和执法效率，几天就把流布全省乡村的书收回了90%以上；对主编此书的副社长的处理也十分严厉，立即摘掉其顶戴花翎，这种果断在当今官场是非同寻常的，简直就跟革命年代处置“叛徒”一样毫不迟疑毫不留情。

再看看官民对某些人和事评价之尖锐对立。河南、云南等地今年发生过几起全国注目的警察乱开枪杀人的事件。那几个恶警的上司竟然敢对全国老百姓开口说他们平时都是好警察，还有一个领导为杀人恶警伪造老百姓联名保他的所谓万人签名。最近有报道说，云南永善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杜明祥醉死在歌舞厅里，安徽省东至县一位局长江某嫖娼丧命，他们的上司不约而同地宣布，他们都是“好干部”，江某则“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工作上都是楷模”。官与民对一个人评价竟然悬隔如天壤，可见，双方论人的立场和标准是多么地不同，差别是多么大！在这些官员眼里，还有什么“群众公认”的标准？

官民利益对立，自古而然。但共产党人应当不同，他们宣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并不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我不想否认这种说法起初是真诚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约束基于人性弱点的官僚集团的“自利取向”，他们掌管的国家的公共权力就会异化为他们谋取特殊利益的私器。

写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晚年的那个著名论断“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当时，我觉得他的说法站不住脚，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比阶级小的概念，怎么又能生出一个“阶级”来呢？现在看来，中国有6000万党员，其中担任各级官员的至少有数百万，构成一个“阶级”的说法是有些夸张，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是不成问题的。老毛当年这样讲的时候，是从意识形态着眼的，即他认为一些党的干部要走他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我至今也不能认同他的这种分析，但若说，现在有一些人通过权力私有化、权力市场化已经暴富或谋求暴发，或谋求占有老百姓的“剩余劳动”，我看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近来我还是常常想到老毛的这个论断。我希望这个预言彻底失败而不会成为事实。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