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縣大屠殺仍在繼續 中共放不下屠刀(圖)
 
——專訪《血的神話》作者譚合成
 
人民報綜合
 
2018年4月24日發表
 



《血的神話》的作者譚合成拒絕忘記中共摧殘炎黃子孫的歷史。

【人民報消息】「極端的惡常常是難以置信的,因爲它超出了你的想象力、認知力和理解力。」這是專欄作家陶東風在閱讀《血的神話》一書後的評論。

《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的作者譚合成曾是《芙蓉》雜誌的編輯,機緣巧合他接觸到大量官方數據,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譚合成說:「調查以後,我們感到世界觀、人生觀以及從前我們信仰的那些東西,都受到了顛覆性的震撼。」

該書的英文版爲《殺人風:中國一個縣在文革中陷入瘋狂》(The Killing Wind:A Chinese County’s Descent into Madn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書中記載,湖南道縣大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被迫自殺326人。全地區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全地區直接或間接殺人者15,050人。

其中被「誅九族」滅門的有117戶,被殺者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書中記載了十多種匪夷所思的殺人方式,殺人者不滿足於把人處死,而是變換花樣,享受處死過程的快感和折磨的樂趣。殺人的同時還伴隨着抄沒財產、強姦妻女等暴行。一時間,屍體漂滿了瀟水。血腥之氣長久不散。

莊生蝶先生曾在文革期間到過道縣,也對道縣大屠殺進行過採訪,在其書評中他寫道:「我的一位朋友在閱讀《血》時,血壓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數次不能卒讀。我本人應當說對這場大屠殺之血腥恐怖了然於心,但也依然感到讀來有如重錘擂胸。」

對於道縣大屠殺,官方的材料稱,是因爲當地的一個武器庫被搶,一個農民和一個工人被殺,所以開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戰。但根據譚合成等人的調查發現,被殺的9,000多人裏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可幾乎沒有一個人反抗和爲自己辯白。

「這不是文化革命中一個派性鬥中的殺人,而是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動員貧下中農,對四類份子及其子女,有計劃的、滅絕性地屠殺。」譚合成說:「這不是派性殺人,而是黨性殺人。」

◎ 以官方身分調查屠殺始末

譚合成先生在1986年得以接觸到1967年湖南道縣及其周圍大屠殺的機密資料。此後,他又多次前往道縣採訪,補充原稿。經過近二十年,2007年完成了50萬字的終稿,2011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成書。最近譚合成先生在專訪中介紹了當時調查的起因、過程及其心裏的變化。

譚合成說: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在文化革命的時候就很有名,當時我們在湖南長沙,就看見到處都是大字報說,湘南大屠殺,血流成河等等,當時的說法是殺人6萬,殺人10萬等等,這樣我就對這個東西有非常強烈的印象。當時的屠殺行動最終遭到軍隊制止,後來把這事作爲一個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過激行動給按下去了。

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他曾專門到湖南的零陵地區,就是今天的永州地區去視察,當時要(對屠殺事件)做一個比較徹底的徹查。在這種情況下,湖南省委零陵地委,就是現在的永州地委,組織一個調查班子,對這個事情進行了調查。這個調查班子取名爲「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簡稱「處疑工作組」。

「處疑工作組」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有1,280多人次以道縣爲中心,包括周圍10個縣市的情況進行調查。隨後調查組向上面打了一個報告,說這個工作組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因爲當時撥亂反正被當作一個工作重點,所以這次想對這個「巨大成績」做個報導。

當時湖南省決定以道縣作爲一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總結經驗。當時譚合成正好在湖南省最大的雜誌──《芙蓉雜誌》工作,當時被稱作青年作家,在報告文學方面,涉獵的比較多,所以當時就安排他專門去調查。《芙蓉雜誌》也安排了版面,等他寫完以後,馬上發,這樣的情況下譚合成到了那兒。

譚合成去的時候,本來準備寫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就是撥亂反正做得好的典型。但到那後發現「頌歌」沒辦法寫,「我不願意說假話,出賣良心」。

當時提到了三個85%:85%以上的遺屬(被殺者倖存下來的家屬)感到滿意;85%的罪犯認罪、伏罪、認錯;85%的幹部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法治認識。但事實卻是:殺人的人幾乎沒有認錯的,被殺人的家屬都戰戰兢兢,害怕再次被殺。

譚合成說:當時文化革命中的思想,階級鬥爭的思想就是要「趕盡殺絕黑七類,永保江山萬代紅」,沒有理由,反正要殺。有很多人連雞都不敢殺,他可以殺人,因爲他認爲自己殺的不是人,是階級敵人,「你死我活,你不殺他,他要殺你。」

譚合成認爲:這不是派性殺人,是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動員貧下中農的一次,對四類份子及其子女,有計劃地,滅絕性地仇殺,它是黨性殺人,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發展到極致的一個必然結果。

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所有的被殺對像,很少有參加文化革命和參加哪個派的,他們大部份人都是那些已經被打入另冊的人,是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革命中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而且他們確實也是老老實實,從未亂說亂動,很多人都是什麼都不知道,人在家中就禍從天降,有些人剛剛在田裏勞動,剛剛回家就被抓,拉出去就殺了。

實際上被殺的9,000多人,沒有一個有過錯,沒有一個人在思想上或行爲上是「反革命」的。沒有一個人說了什麼「反革命」的話。譚合成曾經要求他們,舉一個例子, 在當時有亂說亂動行爲的,比如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的,你給我找一例子出來,找不出來,沒有一個。

道縣殺人的主要理論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指導綱領就是毛澤東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時道縣很多領導要求下面的幹部,正確對待殺人的問題,要大家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很多不是心地特別歹毒的那種人都參與了殺人,有百分之三十幾的黨員參加了殺人,百分之六十幾的基層幹部參加了殺人。我說的參加了殺人都是直接的,就是手上有血的。殺人的人全部都是由黨的基層組織出面組織、策劃、動員、煽動才實行的。

道縣基本上99%的地區和大隊、公社都殺了人。沒有參與殺人的地區是因爲:第一,這個地方,黨支部的主要領導人反對殺,就殺不成;第二,這個地區非常落後;第三,這個地方比較偏遠,比如深山老林,沒有接到公社開會的通知,或者接到通知沒去開會,也就沒殺人。

另外,凡是沒有參與殺人的這些基層組織的書記、幹部,後來日子都不好過。這從反面證明,9,000多個殺人案例中,至少9,000個以上的人和派性一點關係都沒有。

譚合成說:我們原來是共產黨忠實信徒,如果我們不參加這樣一次調查,我們不會醒悟,也不會發生我所說的世界觀、人生觀根本性的顛覆。

◎ 剖肚吊死 捅死孕婦 炸死一羣

「在這樣的極權制度下,一部份人被定爲政治賤民,通過(中共)政權機器所控制的一切輿論工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這批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衆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那些不是政治賤民的人們,也是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壟斷的受害者。他們是政治愚民。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而背後操縱的是政治權力。」 前《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在給《血的神話》的序中寫道。

在道縣大屠殺中,15,050人直接參與了殺戮,包括該縣一半的幹部和黨員。但只有54人因爲他們的罪行而被判刑,另有948名黨員受到紀律處分。此外,每一個被殺的人,家屬只收到150元(人民幣)。

譚合成說:在中國歷史上、外國曆史上,屠殺、征服比比皆是,但是像湖南道縣這樣的殺人,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出現的事情。文革有三種殺人的方法:一種是判「反革命罪」被槍斃的,這殺的是有數的,可以查得到,大概十幾萬人;一種是羣衆鬥爭、批鬥中被打死的,派系武鬥死的。但是這兩種死的方式,人數加起來還沒有(第三種方法)屠殺四類份子和其子女的多,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種方式,估計死了百萬或者二百萬以上。

道縣屠殺方式在1966年到1968年的中國大陸是非常普遍的。這些人(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已經到了「人曰可殺」的地步,沒有任何人權,活着沒有尊嚴,成爲政治賤民,沒有理由就被拉出去殺了,如果不制止的話,大概會殺遍全湖南,殺遍全中國,因爲它像流行病一樣,消息傳到哪兒,哪兒就開始殺。

比如剛開始在道縣殺,接着就是旁邊的地區,就像水波紋那樣一環一環地向外面擴散。當時交通不方便,通訊也非常閉塞,基本上是步行的速度向外蔓延。比如說我一天可以走60裏地,今天在這殺,一天以後60裏地之內就在殺,兩天就120裏地內殺……反正傳到哪就在哪殺。

一個大隊因爲都是一個宗族的,所以下不去手。公社特別生氣,公社姓廖的武裝部長帶了一個民兵排到他們那去,支持他們革命,就是督促他們殺人,他去了就把12個四類份子,還有他們的子女都抓起來,用繩子捆在一起,中間設一個炸藥,一炸血肉橫飛。

晚清著名書法家何紹基的一個三十多代子孫,被吊在樹上,挖破了肚皮,呼喊整整一個晚上,只求速死,沒有人理他,整整一個晚上,嚎叫,在樹上,就這麼血流疼死的。

道縣保守派組織曾經把兩噸多的炸藥分發到下面的民兵組織手上,他們把人捆在一起。那種炸藥是用油紙包着的,形狀像一根扁的香腸,把雷管捆在裏面,用炸藥炸人在道縣是比較普遍的,因爲炸了以後血肉橫飛,非常「壯觀」,所以他們取個名字叫「仙女散花」。

譚合成說,當時真是殺紅眼了,有些逃到外地的女子,孃家本不是四類份子,嫁到「地富」家了,也算是四類份子了,逃回孃家也不行,要斬草除根。其中有一位孕婦逃回孃家,就派民兵把她從孃家抓回來。路上她挺着大肚子走不動,天又快黑了,(民兵)心裏煩,反正拉回去也是殺,就在這殺了算了,他用一根二尺長的鋼條,一端磨尖,就捅了她,拔出來以後還沒死,女的快臨盆了肚子很大,他就拿那個尖頭在肚子上一劃,肚子就崩開了。這還不算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必須殺人特別多、手段特別殘忍或者是在關鍵的結點上殺人,鍾佩英一家三口被殺是典型案例,因爲它是道縣開始屠殺的導火索。(殺人)序幕就是從她這拉開的,大規模殺人就是從他們楊家公社開始的。

剛開始批判鬥爭(四類份子),每五天要訓一次話,訓話的時候,打一打、吊一吊這是常事。但是真正把人打死的,殺人還是不敢。第一個被殺的叫朱勉。

朱勉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份子」,他參加過國民黨的軍隊,當過鄉長幹事,1964年被定爲所謂的「四類份子」。

朱勉是被壽雁區公安助理員陳智希授意要「搞掉」的。陳智希聲稱朱勉搞反革命組織,壽雁公社幹部反覆討論後,最終在8月13日晚讓幾個民兵將朱勉拉到山上打死,拋屍水塘。但朱勉之死在當時知道的人並不多。

和朱勉一樣,鍾佩英也是四類份子,被安上「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名,拖到山上用鋤頭扁擔打死。因爲怕她兩個兒子報復,隨後將18歲和20歲的兩名少年也殺死。

鍾佩英母子被殺後,消息傳開,上面鼓勵殺得好,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鍾佩英所在的楊家公社的幾個大隊趕緊行動,先後殺了31人。自此,殺人風很快開始蔓延。

譚合成說:道縣殺人、強姦、輪姦是普遍行爲,這跟土改是一脈相傳的,土改也是這麼幹的,搞地主老婆。有好多女的後來都不承認,因爲活下來的人,現在都兒孫滿堂,說自己當年被人輪姦,而輪姦她的人還逍遙法外、耀武揚威,她也不好說。我那書裏面有四十多個例子,實際上數字遠遠比這個更多,而且輪姦不殺人、強姦不殺人是不立案的,必需是強姦殺人、輪姦殺人的才立案,立案者才追究責任,強姦,輪姦都不追究責任。因爲太多了。

追究責任的只有幾種人:一種是在公社一級範圍內,爲首策劃、組織、實施殺人的;一種是鄉一級別的,一個村子爲首的不算,在鄉範圍爲首的就追究責任;第三種是謀財害命,挾嫌報復的這個追究。

挾嫌報復的案例,有一家九口被滅門了,是典型案例,因爲那是貧下中農。一家九口:父母、老婆、兒子、兒女、還有老婆肚裏的孩子,全部被殺光。因爲他爸爸在「四清」的時候,帶頭整治了「四不清」幹部。文化革命的時候,這些當年的「四不清」幹部就找個藉口,把他給殺了,一家九口全被殺光,這是挾嫌報復。

其它的案例,因爲太多了,參與殺人的人有一萬五千多人。道縣一個縣殺了四千多人,其中只有四百多個案例是立案審查的,其它是不立案的。

譚合成:每一個運動都是這個模板。歷次運動深受其害的都是下層人民。我打個比方說,被殺的這些四類份子,他們可不可憐?殺人的人,可不可憐?殺人的人也很可憐,所以我特別同意楊繼繩先生說的──政治愚民殺政治賤民,他說的一點不錯,說到問題的本質,就是一個體制。

◎ 中共決不會放下屠刀

譚合成:我當時決定,不論怎麼樣也要把真相寫出來,但寫出來後,《芙蓉雜誌》又不敢發了,後來領導也不讓發了,就這樣擱了下來。但是這個事情讓我感到非常重要,就在之後的25年,不斷地去道縣了解情況,採訪那些從前不願意被採訪的人。最後,基本上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採訪到了,事件調查得一清二楚。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把它寫出來了,在國內一直髮表不出來,後來楊繼繩(前《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老師看了這個稿子,覺得非常有價值,就由他帶到香港把它發表出來了。

譚合成說:不光道縣,當時實際上有幾十個縣市都發生了這種情況,道縣之前北京大興是這種情況,道縣後來的廣西,廣西殺人有兩種,一種是派性殺人,一種就是像道縣這樣殺人。另外,江西的瑞金地區也發生過大量的類似情況。

從1949年延安運動開始,每個運動都和它(道縣殺人)相似,特別血腥、特別惡劣。楊繼繩先生寫的《墓碑》是這個集權制度必然的經濟結果,《血的神話》是這個集權制度必然的政治結果。一個表現在經濟上,最後變成人吃人,那麼多人餓死;這個是人殺人,那麼多人被殺。就是這麼兩個結果,這是必然的。

實際上文革之前的所有運動都是在爲文革做鋪墊,在文革期間,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道縣大屠殺,把人性中的惡發揮得淋漓盡致,把這個體制的力量也展現得淋漓盡致。說一聲殺,遍地開花,而且迅速蔓延,星火燎原。

譚合成認爲中共決不會放下屠刀。因爲這個特權階層享受的好處太大了。如果放下屠刀,就必須放下特權。因爲這整個政府的權力是基於槍桿子裏出來的。現在共產黨真的再也騙不了誰了,因爲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已經破產了。在過去,他們依賴於欺騙和暴力。現在,它完全依賴於暴力。看看當前所有的匪夷所思的抓捕和拘禁。這是它統治的唯一方式了。(人民報綜合)△

(資料來源:大紀元,採訪記者周慧心、特約記者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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