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县大屠杀仍在继续 中共放不下屠刀(图)
 
——专访《血的神话》作者谭合成
 
人民报综合
 
2018年4月24日发表
 



《血的神话》的作者谭合成拒绝忘记中共摧残炎黄子孙的历史。

【人民报消息】「极端的恶常常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它超出了你的想象力、认知力和理解力。」这是专栏作家陶东风在阅读《血的神话》一书后的评论。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的作者谭合成曾是《芙蓉》杂志的编辑,机缘巧合他接触到大量官方数据,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谭合成说:「调查以后,我们感到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从前我们信仰的那些东西,都受到了颠覆性的震撼。」

该书的英文版为《杀人风:中国一个县在文革中陷入疯狂》(The Killing Wind:A Chinese County’s Descent into Madn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书中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

其中被「诛九族」灭门的有117户,被杀者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书中记载了十多种匪夷所思的杀人方式,杀人者不满足于把人处死,而是变换花样,享受处死过程的快感和折磨的乐趣。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庄生蝶先生曾在文革期间到过道县,也对道县大屠杀进行过采访,在其书评中他写道:「我的一位朋友在阅读《血》时,血压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数次不能卒读。我本人应当说对这场大屠杀之血腥恐怖了然于心,但也依然感到读来有如重锤擂胸。」

对于道县大屠杀,官方的材料称,是因为当地的一个武器库被抢,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被杀,所以开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战。但根据谭合成等人的调查发现,被杀的9,000多人里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可几乎没有一个人反抗和为自己辩白。

「这不是文化革命中一个派性斗中的杀人,而是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动员贫下中农,对四类份子及其子女,有计划的、灭绝性地屠杀。」谭合成说:「这不是派性杀人,而是党性杀人。」

◎ 以官方身分调查屠杀始末

谭合成先生在1986年得以接触到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周围大屠杀的机密资料。此后,他又多次前往道县采访,补充原稿。经过近二十年,2007年完成了50万字的终稿,2011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成书。最近谭合成先生在专访中介绍了当时调查的起因、过程及其心里的变化。

谭合成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就很有名,当时我们在湖南长沙,就看见到处都是大字报说,湘南大屠杀,血流成河等等,当时的说法是杀人6万,杀人10万等等,这样我就对这个东西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当时的屠杀行动最终遭到军队制止,后来把这事作为一个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过激行动给按下去了。

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他曾专门到湖南的零陵地区,就是今天的永州地区去视察,当时要(对屠杀事件)做一个比较彻底的彻查。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省委零陵地委,就是现在的永州地委,组织一个调查班子,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调查。这个调查班子取名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简称「处疑工作组」。

「处疑工作组」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有1,280多人次以道县为中心,包括周围10个县市的情况进行调查。随后调查组向上面打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工作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为当时拨乱反正被当作一个工作重点,所以这次想对这个「巨大成绩」做个报导。

当时湖南省决定以道县作为一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总结经验。当时谭合成正好在湖南省最大的杂志──《芙蓉杂志》工作,当时被称作青年作家,在报告文学方面,涉猎的比较多,所以当时就安排他专门去调查。《芙蓉杂志》也安排了版面,等他写完以后,马上发,这样的情况下谭合成到了那儿。

谭合成去的时候,本来准备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就是拨乱反正做得好的典型。但到那后发现「颂歌」没办法写,「我不愿意说假话,出卖良心」。

当时提到了三个85%:85%以上的遗属(被杀者幸存下来的家属)感到满意;85%的罪犯认罪、伏罪、认错;85%的干部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法治认识。但事实却是:杀人的人几乎没有认错的,被杀人的家属都战战兢兢,害怕再次被杀。

谭合成说:当时文化革命中的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就是要「赶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没有理由,反正要杀。有很多人连鸡都不敢杀,他可以杀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杀的不是人,是阶级敌人,「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要杀你。」

谭合成认为:这不是派性杀人,是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动员贫下中农的一次,对四类份子及其子女,有计划地,灭绝性地仇杀,它是党性杀人,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发展到极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的被杀对像,很少有参加文化革命和参加哪个派的,他们大部份人都是那些已经被打入另册的人,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革命中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而且他们确实也是老老实实,从未乱说乱动,很多人都是什么都不知道,人在家中就祸从天降,有些人刚刚在田里劳动,刚刚回家就被抓,拉出去就杀了。

实际上被杀的9,000多人,没有一个有过错,没有一个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是「反革命」的。没有一个人说了什么「反革命」的话。谭合成曾经要求他们,举一个例子, 在当时有乱说乱动行为的,比如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的,你给我找一例子出来,找不出来,没有一个。

道县杀人的主要理论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指导纲领就是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道县很多领导要求下面的干部,正确对待杀人的问题,要大家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很多不是心地特别歹毒的那种人都参与了杀人,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党员参加了杀人,百分之六十几的基层干部参加了杀人。我说的参加了杀人都是直接的,就是手上有血的。杀人的人全部都是由党的基层组织出面组织、策划、动员、煽动才实行的。

道县基本上99%的地区和大队、公社都杀了人。没有参与杀人的地区是因为:第一,这个地方,党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反对杀,就杀不成;第二,这个地区非常落后;第三,这个地方比较偏远,比如深山老林,没有接到公社开会的通知,或者接到通知没去开会,也就没杀人。

另外,凡是没有参与杀人的这些基层组织的书记、干部,后来日子都不好过。这从反面证明,9,000多个杀人案例中,至少9,000个以上的人和派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谭合成说:我们原来是共产党忠实信徒,如果我们不参加这样一次调查,我们不会醒悟,也不会发生我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本性的颠覆。

◎ 剖肚吊死 捅死孕妇 炸死一群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份人被定为政治贱民,通过(中共)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是政治愚民。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 前《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在给《血的神话》的序中写道。

在道县大屠杀中,15,050人直接参与了杀戮,包括该县一半的干部和党员。但只有54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被判刑,另有948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每一个被杀的人,家属只收到150元(人民币)。

谭合成说: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历史上,屠杀、征服比比皆是,但是像湖南道县这样的杀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出现的事情。文革有三种杀人的方法:一种是判「反革命罪」被枪毙的,这杀的是有数的,可以查得到,大概十几万人;一种是群众斗争、批斗中被打死的,派系武斗死的。但是这两种死的方式,人数加起来还没有(第三种方法)屠杀四类份子和其子女的多,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种方式,估计死了百万或者二百万以上。

道县屠杀方式在1966年到1968年的中国大陆是非常普遍的。这些人(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已经到了「人曰可杀」的地步,没有任何人权,活着没有尊严,成为政治贱民,没有理由就被拉出去杀了,如果不制止的话,大概会杀遍全湖南,杀遍全中国,因为它像流行病一样,消息传到哪儿,哪儿就开始杀。

比如刚开始在道县杀,接着就是旁边的地区,就像水波纹那样一环一环地向外面扩散。当时交通不方便,通讯也非常闭塞,基本上是步行的速度向外蔓延。比如说我一天可以走60里地,今天在这杀,一天以后60里地之内就在杀,两天就120里地内杀……反正传到哪就在哪杀。

一个大队因为都是一个宗族的,所以下不去手。公社特别生气,公社姓廖的武装部长带了一个民兵排到他们那去,支持他们革命,就是督促他们杀人,他去了就把12个四类份子,还有他们的子女都抓起来,用绳子捆在一起,中间设一个炸药,一炸血肉横飞。

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个三十多代子孙,被吊在树上,挖破了肚皮,呼喊整整一个晚上,只求速死,没有人理他,整整一个晚上,嚎叫,在树上,就这么血流疼死的。

道县保守派组织曾经把两吨多的炸药分发到下面的民兵组织手上,他们把人捆在一起。那种炸药是用油纸包着的,形状像一根扁的香肠,把雷管捆在里面,用炸药炸人在道县是比较普遍的,因为炸了以后血肉横飞,非常「壮观」,所以他们取个名字叫「仙女散花」。

谭合成说,当时真是杀红眼了,有些逃到外地的女子,娘家本不是四类份子,嫁到「地富」家了,也算是四类份子了,逃回娘家也不行,要斩草除根。其中有一位孕妇逃回娘家,就派民兵把她从娘家抓回来。路上她挺着大肚子走不动,天又快黑了,(民兵)心里烦,反正拉回去也是杀,就在这杀了算了,他用一根二尺长的钢条,一端磨尖,就捅了她,拔出来以后还没死,女的快临盆了肚子很大,他就拿那个尖头在肚子上一划,肚子就崩开了。这还不算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必须杀人特别多、手段特别残忍或者是在关键的结点上杀人,钟佩英一家三口被杀是典型案例,因为它是道县开始屠杀的导火索。(杀人)序幕就是从她这拉开的,大规模杀人就是从他们杨家公社开始的。

刚开始批判斗争(四类份子),每五天要训一次话,训话的时候,打一打、吊一吊这是常事。但是真正把人打死的,杀人还是不敢。第一个被杀的叫朱勉。

朱勉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份子」,他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当过乡长干事,1964年被定为所谓的「四类份子」。

朱勉是被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授意要「搞掉」的。陈智希声称朱勉搞反革命组织,寿雁公社干部反复讨论后,最终在8月13日晚让几个民兵将朱勉拉到山上打死,抛尸水塘。但朱勉之死在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

和朱勉一样,钟佩英也是四类份子,被安上「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拖到山上用锄头扁担打死。因为怕她两个儿子报复,随后将18岁和20岁的两名少年也杀死。

钟佩英母子被杀后,消息传开,上面鼓励杀得好,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钟佩英所在的杨家公社的几个大队赶紧行动,先后杀了31人。自此,杀人风很快开始蔓延。

谭合成说:道县杀人、强奸、轮奸是普遍行为,这跟土改是一脉相传的,土改也是这么干的,搞地主老婆。有好多女的后来都不承认,因为活下来的人,现在都儿孙满堂,说自己当年被人轮奸,而轮奸她的人还逍遥法外、耀武扬威,她也不好说。我那书里面有四十多个例子,实际上数字远远比这个更多,而且轮奸不杀人、强奸不杀人是不立案的,必需是强奸杀人、轮奸杀人的才立案,立案者才追究责任,强奸,轮奸都不追究责任。因为太多了。

追究责任的只有几种人:一种是在公社一级范围内,为首策划、组织、实施杀人的;一种是乡一级别的,一个村子为首的不算,在乡范围为首的就追究责任;第三种是谋财害命,挟嫌报复的这个追究。

挟嫌报复的案例,有一家九口被灭门了,是典型案例,因为那是贫下中农。一家九口:父母、老婆、儿子、儿女、还有老婆肚里的孩子,全部被杀光。因为他爸爸在「四清」的时候,带头整治了「四不清」干部。文化革命的时候,这些当年的「四不清」干部就找个借口,把他给杀了,一家九口全被杀光,这是挟嫌报复。

其它的案例,因为太多了,参与杀人的人有一万五千多人。道县一个县杀了四千多人,其中只有四百多个案例是立案审查的,其它是不立案的。

谭合成:每一个运动都是这个模板。历次运动深受其害的都是下层人民。我打个比方说,被杀的这些四类份子,他们可不可怜?杀人的人,可不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所以我特别同意杨继绳先生说的──政治愚民杀政治贱民,他说的一点不错,说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体制。

◎ 中共决不会放下屠刀

谭合成:我当时决定,不论怎么样也要把真相写出来,但写出来后,《芙蓉杂志》又不敢发了,后来领导也不让发了,就这样搁了下来。但是这个事情让我感到非常重要,就在之后的25年,不断地去道县了解情况,采访那些从前不愿意被采访的人。最后,基本上所有重要的人物都采访到了,事件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在国内一直发表不出来,后来杨继绳(前《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老师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非常有价值,就由他带到香港把它发表出来了。

谭合成说:不光道县,当时实际上有几十个县市都发生了这种情况,道县之前北京大兴是这种情况,道县后来的广西,广西杀人有两种,一种是派性杀人,一种就是像道县这样杀人。另外,江西的瑞金地区也发生过大量的类似情况。

从1949年延安运动开始,每个运动都和它(道县杀人)相似,特别血腥、特别恶劣。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是这个集权制度必然的经济结果,《血的神话》是这个集权制度必然的政治结果。一个表现在经济上,最后变成人吃人,那么多人饿死;这个是人杀人,那么多人被杀。就是这么两个结果,这是必然的。

实际上文革之前的所有运动都是在为文革做铺垫,在文革期间,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道县大屠杀,把人性中的恶发挥得淋漓尽致,把这个体制的力量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说一声杀,遍地开花,而且迅速蔓延,星火燎原。

谭合成认为中共决不会放下屠刀。因为这个特权阶层享受的好处太大了。如果放下屠刀,就必须放下特权。因为这整个政府的权力是基于枪杆子里出来的。现在共产党真的再也骗不了谁了,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了。在过去,他们依赖于欺骗和暴力。现在,它完全依赖于暴力。看看当前所有的匪夷所思的抓捕和拘禁。这是它统治的唯一方式了。(人民报综合)△

(资料来源:大纪元,采访记者周慧心、特约记者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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