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共產黨「五大導師」之毛澤東(2)(圖)
 
——專題:揭開「高瞻遠矚」的面紗
 
周曉輝
 
2017-2-20
 



毛澤東從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模式找到了信道。

【人民報消息】(接上)

掌握軍權黨權與斯大林的影響

在日軍侵略東北之時,毛和中共在偏遠山區的作亂以及建立「國中之國」之舉,讓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蔣介石深為警惕。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下,國民政府軍先後對中共根據地進行了五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使中共陷入了絕境,中共被迫放棄根據地逃跑,最終逃到了陜北。在這個中共號稱的「長征」實則逃跑的過程中,毛的軍事主張在一系列軍事失敗後被採納,毛的地位再次上升。

不過,在2005年出版的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與英籍丈夫Jon Halliday撰寫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揭穿了毛在逃亡中「戰略高超」的頌歌,並將其稱為「謊言和臆造」。作者認為,長征人數從開始時的8萬6千人下降至結束時的不足4千人,除了天氣惡劣和地區貧瘠等自然條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揮和戰略無能……「現在世界公眾吃驚的獲悉,毛澤東長征神話之一的飛奪大渡河鐵索橋一事完全子虛烏有。根本就沒有槍林彈雨下的英雄,紅軍未受干擾就過了河。」

無論如何,毛最終逃到了陜北。在逃到陜北後,毛以派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打通通往蘇聯之路為藉口,鏟除了可以與自己抗衡的軍隊;此後,又設計除掉了盤踞在那裏的另一支軍隊的領導人劉志丹等人。到1938年底,毛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但令毛如骨刺在喉的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而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彼時,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仍掌握在王明等留蘇派手中。

如何獲得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澤東從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模式找到了信道。1938年底,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聯共黨史》)出爐並很快被翻譯成中文後,毛如獲至寶。沒有讀過多少馬列原著的毛,對於《聯共黨史》卻讀了至少十遍。該書是斯大林為在政治上徹底消滅異己、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而下令編纂的。

據業已去世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在其撰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披露,毛在對《聯共黨史》給予極高評價的同時,迅速向延安的各級幹部發出學習的號召。1942年,毛更將該書稱之為「馬列主義百科全書」,把其列入《整風文獻》等,直到60年代初,其「至尊至榮」的地位才被《毛選》取代。

毛高度評價《聯共黨史》,除了有迎合斯大林的目的外,更在於該書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開展黨內鬥爭有用的經驗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來為毛的政治目標服務,為毛奪取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輸送彈藥」。

如《聯共黨史》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剪裁歷史,這也適應了毛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聯共黨史》把蘇聯共產黨歷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鬥的歷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個人作用。這一切都引起了自認為是黨的正確路線化身的毛的強烈興趣,給了他豐富的啟示。而且《聯共黨史》還以斯大林的個人意志作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竭力醜化、貶低黨的其它領導人,這又和毛自大、專斷的性格相吻合。

正是通過學習該書內容,毛徹底了解了做一個斯大林式的領袖所必須具備的特殊素質,這就是以鐵腕統治全黨,用意識形態為這種統治服務。由此,毛通過發動整風運動,打倒了留蘇派,確立了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解釋權,並在以後中共的黨內鬥爭中一再運用。

整風運動與奪取最高權力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很多無辜者,而這個數字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在建政後將參與整風運動的自己的得力幹將劉少奇、高崗等人都先後清洗。而逃亡蘇聯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然而,整風運動和文革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它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此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在意識形態各個方面的絕對權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淩峰所洞悉的那樣:毛通過這場整風運動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50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毛聽命於斯大林

從中共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聽命於蘇共,並接受其經濟援助,甚至不惜犧牲民族利益,保衛蘇聯。毛也不例外。

比如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的武裝軍事政變的幕後策劃者就是中共。政變發生當日,毛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稱,西安政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但擔心東西同時與德日作戰的斯大林卻電告毛:絕不允許中共殺蔣。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來去說服張、楊以及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聯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後,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

再如1950年,朝鮮率先向韓國發動攻擊後,被聯合國軍打敗,因此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則要求毛出兵。最終,毛不顧其它人的反對,決定出兵朝鮮,去幫助一個侵略者,其結果是至少50萬士兵喪命。

而毛在斯大林死後,對於蘇聯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甚為不滿,這或許也是出於對自身死後的擔心。

2015年,在俄羅斯歷史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據新解密的蘇聯時期的歷史檔案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證實毛是斯大林忠實的追隨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向他忠於的領導人(斯大林)表示忠誠。

馬克思、列寧的追隨者斯大林的筆名是「惡魔」,並被蘇共其它領導人稱為「魔鬼」,追隨斯大林這個魔鬼的毛澤東又是什麼呢?中共建政後,毛魔鬼的那一面更全面地暴露了出來。

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在他統治中國近27年中,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特別是由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破壞是空前絕後的。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皇帝可以和毛相比,被他直接和間接害死的人不計其數。

據《九評共產黨》透露,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毛的殺人歷史

毛的殺人歷史早在中共政權建立及建立蘇區根據地時就開始了,前邊提及的肅反大屠殺就是其大規模殺伐的開始。

毛殺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當然零星運動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計劃的殺人運動仍以上述五個階段為主。

第一階段在蘇區和延安。主要指30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在肅反運動中,至少有10萬紅軍被殺。而延安整風運動亦有數萬人被害。

第二階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運動: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海外學者辛灝年先生在講座中曾言,「一年土改當中殺了260萬地主」。國外學者統計鎮反運動中有100萬到200萬人被殺。三大運動中,保守估計死亡人數是240萬(中共公布的數字),實則遇害人員最少在500萬人。

第三階段反右時期。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中共方面給出的數據稱,共定性右派317.8萬人,其中80%以上是知識分子,不少人家破人亡。蹊蹺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給「右派平反」,卻說給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剩餘的200多萬人哪裏去了?

第四階段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由於毛一意孤行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社會浮誇成風,並導致了3,000至4,000萬人被惡死的慘痛後果。

第五階段是文革時期。在這漫長的10年黑暗歲月,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元帥、各級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有多少人遇害,至今官方沒有確切的數字。美國研究世界大屠殺的權威學者魯密爾教授研究認為是700萬人,海外學者丁抒的研究結論是200萬人左右。

在毛統治中國的20多年中,人命越整越不值錢。1957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殺的人比1955年的「肅反」多了許多。到了文革,打死的和自殺的數目更是遠遠超過了「反右」和「肅反」的總和。

毫不誇張的說,毛時代死於冤獄的人數,多於歷代冤獄致死者的總和。而歷代的開國者沒有一個如毛這樣嗜血成性,沒有一個如毛這樣樂於不斷的發動運動。這樣的毛不是魔鬼又是什麼呢?

毛對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破壞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和社會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尤其是文革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作為中共最高黨魁的毛澤東,作為文革的始作俑者,無法推卸責任。

毛和中共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場所的破壞。具體可參考《共產黨「五大導師」毛澤東(一)》。

第二、對文物的破壞。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文革「破四舊」中,眾多知識分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如民主黨派高官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見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三、在精神層面上的破壞。在中國的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鞏固人類道德水平,對那些想回歸天國世界的修煉者起到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而中共通過打倒知識分子,毀壞書籍和廟宇,向人們灌輸讀書無用論的思想,讓人們放棄了對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和遵從。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此外,毛和中共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破壞主要體現在對農村傳統結構的破壞上。中共建政初期,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徹底消滅了農村中對社會的穩定和對百姓的教化起著重要作用的士紳階層,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當今農村黑社會化就是文革的惡果。

輸出革命參與殺伐他國百姓

毛和中共不僅對中國人大開殺戒,而且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和他國民眾。根據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程映紅教授2006年撰寫的《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年中共對外輸出革命的情況。

據該文介紹,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中共做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後,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以及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據悉,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及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上了毛語錄和毛畫像。根據新華社的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選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

此外,中共在很多鄰國設立的華僑組織、友協和華僑學校,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數據,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為「革命者」。

作為毛主義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經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人民戰爭」是「文革」期間輸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支持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及左派激進勢力推翻本國政權,並提供資金等。

比如支持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新加坡、菲律賓等發動武裝革命,支持南亞國家發動暴力革命。其培養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赤棉的波爾布特。儘管赤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4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20多萬華人。

此外,印共在60年代中期發生過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馬祖達為首,稱「印共(馬列)」。其發動的「那夏裡特運動」主要戰略是殘殺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在內的鄉村精英。在這種殺戮中,馬祖達鼓勵其成員不用槍隻,而是用其它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那夏裡特運動」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爾各答的一些大學中,激進學生模仿中國的紅衛兵,掀起了學生造反運動。

據印度內政部的統計,印度全國發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導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製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類似的屠殺也發生在拉美、非洲。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裡,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以及紅色革命而和中共發生了外交糾紛。

中共在戕害中國人民、損害中國的利益的同時,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國人員以及海外人員的死亡,目前並沒有準確數字,但從上述有限的數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萬以上。

對毛頂禮膜拜的形成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歌曲《東方紅》並不陌生,因為它與帶給中國人無數災難的「毛太陽」聯繫在一起。不過,該曲調卻是取材於陜北情歌,1943年由小學教師李錦祺重新填詞。

1942年的整風運動最重要結果是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確立了毛的權威,並開始了對其的神化和個人崇拜,典型標誌是喊毛萬歲,將各種封號貼在毛頭上,如「偉大的革命舵手」,唱《東方紅》等也變成一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後甚至達到了宗教狂熱的程度。(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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