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毛泽东(2)(图)
 
——专题:揭开「高瞻远瞩」的面纱
 
周晓辉
 
2017-2-20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模式找到了信道。

【人民报消息】(接上)

掌握军权党权与斯大林的影响

在日军侵略东北之时,毛和中共在偏远山区的作乱以及建立「国中之国」之举,让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蒋介石深为警惕。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国民政府军先后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使中共陷入了绝境,中共被迫放弃根据地逃跑,最终逃到了陕北。在这个中共号称的「长征」实则逃跑的过程中,毛的军事主张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后被采纳,毛的地位再次上升。

不过,在2005年出版的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与英籍丈夫Jon Halliday撰写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揭穿了毛在逃亡中「战略高超」的颂歌,并将其称为「谎言和臆造」。作者认为,长征人数从开始时的8万6千人下降至结束时的不足4千人,除了天气恶劣和地区贫瘠等自然条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挥和战略无能……「现在世界公众吃惊的获悉,毛泽东长征神话之一的飞夺大渡河铁索桥一事完全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枪林弹雨下的英雄,红军未受干扰就过了河。」

无论如何,毛最终逃到了陕北。在逃到陕北后,毛以派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打通通往苏联之路为借口,铲除了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军队;此后,又设计除掉了盘踞在那里的另一支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到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但令毛如骨刺在喉的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而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彼时,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仍掌握在王明等留苏派手中。

如何获得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模式找到了信道。1938年底,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出炉并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后,毛如获至宝。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的毛,对于《联共党史》却读了至少十遍。该书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

据业已去世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其撰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披露,毛在对《联共党史》给予极高评价的同时,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学习的号召。1942年,毛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等,直到60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选》取代。

毛高度评价《联共党史》,除了有迎合斯大林的目的外,更在于该书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如《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这一切都引起了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而且《联共党史》还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

正是通过学习该书内容,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由此,毛通过发动整风运动,打倒了留苏派,确立了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解释权,并在以后中共的党内斗争中一再运用。

整风运动与夺取最高权力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很多无辜者,而这个数字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建政后将参与整风运动的自己的得力干将刘少奇、高岗等人都先后清洗。而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然而,整风运动和文革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它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在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绝对权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样:毛通过这场整风运动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50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毛听命于斯大林

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听命于苏共,并接受其经济援助,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保卫苏联。毛也不例外。

比如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的武装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就是中共。政变发生当日,毛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政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但担心东西同时与德日作战的斯大林却电告毛:绝不允许中共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后,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再如1950年,朝鲜率先向韩国发动攻击后,被联合国军打败,因此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则要求毛出兵。最终,毛不顾其它人的反对,决定出兵朝鲜,去帮助一个侵略者,其结果是至少50万士兵丧命。

而毛在斯大林死后,对于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甚为不满,这或许也是出于对自身死后的担心。

2015年,在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证实毛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表示忠诚。

马克思、列宁的追随者斯大林的笔名是「恶魔」,并被苏共其它领导人称为「魔鬼」,追随斯大林这个魔鬼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呢?中共建政后,毛魔鬼的那一面更全面地暴露了出来。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他统治中国近27年中,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特别是由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可以和毛相比,被他直接和间接害死的人不计其数。

据《九评共产党》透露,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毛的杀人历史

毛的杀人历史早在中共政权建立及建立苏区根据地时就开始了,前边提及的肃反大屠杀就是其大规模杀伐的开始。

毛杀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个阶段为主。

第一阶段在苏区和延安。主要指30年代初发生在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在肃反运动中,至少有10万红军被杀。而延安整风运动亦有数万人被害。

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运动:土改和工商改造、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在讲座中曾言,「一年土改当中杀了260万地主」。国外学者统计镇反运动中有100万到200万人被杀。三大运动中,保守估计死亡人数是240万(中共公布的数字),实则遇害人员最少在500万人。

第三阶段反右时期。在这场浩大的反右运动中,中共方面给出的数据称,共定性右派317.8万人,其中80%以上是知识分子,不少人家破人亡。蹊跷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右派平反」,却说给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剩余的200多万人哪里去了?

第四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毛一意孤行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社会浮夸成风,并导致了3,000至4,000万人被恶死的惨痛后果。

第五阶段是文革时期。在这漫长的10年黑暗岁月,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元帅、各级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有多少人遇害,至今官方没有确切的数字。美国研究世界大屠杀的权威学者鲁密尔教授研究认为是700万人,海外学者丁抒的研究结论是200万人左右。

在毛统治中国的20多年中,人命越整越不值钱。1957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杀的人比1955年的「肃反」多了许多。到了文革,打死的和自杀的数目更是远远超过了「反右」和「肃反」的总和。

毫不夸张的说,毛时代死于冤狱的人数,多于历代冤狱致死者的总和。而历代的开国者没有一个如毛这样嗜血成性,没有一个如毛这样乐于不断的发动运动。这样的毛不是魔鬼又是什么呢?

毛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破坏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尤其是文革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作为中共最高党魁的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无法推卸责任。

毛和中共对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坏体现在:

第一、对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场所的破坏。具体可参考《共产党「五大导师」毛泽东(一)》。

第二、对文物的破坏。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份。在文革「破四旧」中,众多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如民主党派高官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见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三、在精神层面上的破坏。在中国的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巩固人类道德水平,对那些想回归天国世界的修炼者起到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而中共通过打倒知识分子,毁坏书籍和庙宇,向人们灌输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让人们放弃了对儒、释、道三家的信仰和遵从。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此外,毛和中共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对农村传统结构的破坏上。中共建政初期,通过煽动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农村中对社会的稳定和对百姓的教化起着重要作用的士绅阶层,取而代之成为农村领导人的大多是那些无赖农民。当今农村黑社会化就是文革的恶果。

输出革命参与杀伐他国百姓

毛和中共不仅对中国人大开杀戒,而且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做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数据,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并提供资金等。

比如支持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发动武装革命,支持南亚国家发动暴力革命。其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赤棉的波尔布特。尽管赤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4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

此外,印共在60年代中期发生过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马祖达为首,称「印共(马列)」。其发动的「那夏里特运动」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那夏里特运动」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类似的屠杀也发生在拉美、非洲。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以及红色革命而和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

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

对毛顶礼膜拜的形成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歌曲《东方红》并不陌生,因为它与带给中国人无数灾难的「毛太阳」联系在一起。不过,该曲调却是取材于陜北情歌,1943年由小学教师李锦祺重新填词。

1942年的整风运动最重要结果是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确立了毛的权威,并开始了对其的神化和个人崇拜,典型标志是喊毛万岁,将各种封号贴在毛头上,如「伟大的革命舵手」,唱《东方红》等也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甚至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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