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蕭廂綜合報道）在週日清所寫的《我的家風讓我深惡痛絕》中有這樣一段話讓人印象深刻：上中學時期，遇上了著名的「大躍進」。我們中學生也有幸參加了這著名的偉大運動。有一次我們是去幫助農民深翻地。每人一把鐵鍬，排成三行，一鐵鍬下去就是一尺深，三次挖下去就是一米深。因爲我是保送中學的高材生，所以在中學我是學生幹部呢，於是我就去採訪老農：「今年秋翻地這麼深，明年能多打多少糧食啊？」 老農：「把下面的生土都翻上來了，把熟土（腐蝕土）都壓到下面了，明年不減產就謝天謝地啦。」這回答自然讓我大吃一驚。 ●土地深翻──緣於一個小人物的大謊言 2014年4月11日大河網的《習仲勳1961「長葛調查」》大型報道推出後，引起巨大反響，各大網站紛紛轉載。讀者熱評稱：報道還原了歷史，讓人們看到了真相，習仲勳在長葛的事蹟感人至深。 1958年8月2日，長葛降了暴雨，橋樑被沖毀，公路被沖斷。8月7日，毛主席視察孟排，車至孟排縣郊宗寨村田間路口，發現幾天前下的暴雨也把這兒的路面給沖壞了。於是，毛澤東下車，頭戴草帽，走到了宗寨村長勢不錯的玉米地裏、穀子地裏。 毛澤東要去孟排視察，緣於一個小人物的大謊言。 1954年，時任後河鄉勝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後劃歸坡胡人民公社）支部書記馬同義觀察到：填平的舊井坑、壕溝和開溝的蔥茬地，莊稼長得格外好。受此啓發，他帶領郭林奎、胡海松、胡全太等就在1.2畝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實驗。土地深翻1尺5寸，同時與分層施肥、澆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結合」。之後，他們種上優良品種白馬牙玉米；結果，畝產破天荒地達到1037斤。比沒有深翻過的土地增產了不少。 其後，他們摸索總結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著名土壤學家熊毅（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還把這種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爲「馬同義深翻土地法」。馬同義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級特等勞模，孟排村因此榮獲時任總理周恩來親筆簽發的獎狀。 1958年是大躍進的瘋狂年代，謊言比吃蜜還甜，5月，河南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呂炳光作爲先進農業縣代表，參加了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作了題爲《土地大翻身，爭取畝產800斤》的大會發言。 毛澤東認爲：長葛人搞深翻改土，「這是一大發明」。

深翻改土害死人。

爲推動「大發明」變成大增產，毛主席進行了一系列部署：「五月講」（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由時任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呂炳光作大會發言，毛主席當即予以高度評價：「感謝河南省長葛縣委第一書記的發言。這個發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這是一個大發明。深翻一遍，增產一倍，至少增產百分之幾十。」），「八月看」（8月7日，毛主席親臨長葛視察），「九月號召全國幹」（9月，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向全國發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號召）。 「運動」中，「地翻一丈深，畝產一萬斤」等，不絕於耳。 在宗寨玉米地裏，毛主席問：「這塊地翻了多深？什麼時候播的種？施的什麼肥料？澆了幾遍水？計劃打多少斤糧食？」 走到該村邊，毛主席再問：「這是什麼村？有多少戶人家？有食堂沒有？」（當時該村只有一個農忙食堂） 要說，這些問題不難回答。 但是，腦筋轉得多了，就會荒誕離譜。 「八月看」之後，長葛的莊稼提足了「精氣神」，產量壓也壓不住地噌噌噌往上增。 在長葛的引領下，河南有了個空前絕後的「大豐收」，喜報、號外像吹足了氣的氫氣球，飄揚在雲彩之上。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是一種害死人的說法。 ●統購統銷政策──吹牛要報稅 中共史稱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人爲的三年大饑荒。當時的口號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習仲勳的「長葛調查」紀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澤東主席先後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或兩次鄭州會議，開始着手糾正一些「左」傾錯誤。 爲什麼？中共國是統購統銷政策，吹牛是要報稅的。你報產量是多少斤，你這個地方就得交多少斤糧食。吃了苦頭後，基層幹羣就不想再放「衛星」了。但是中層的幹部堅決不幹，一定得冒進──讓數字冒進，自己才能升官。 於是乎，1959年，河南開始「反右反瞞產」──基層幹部說沒產那麼多糧食，就打你、吊你、鬥你……如此這般，村村家家的糧食都被徵購了。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原定議題本是承續兩次鄭州會議精神，總結經驗教訓，繼續糾正「左」傾錯誤。不料想，因爲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一封「萬言書」言辭犀利，大說實話，惹惱了毛澤東，彭德懷等一下子成了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從兩次鄭州會議糾正「左」傾錯誤突然走向反面，廬山會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於是，河南「反右反瞞產」火上再加油。 1959年「廬山會議」後，河南「五風」狂飆突進，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糧任務，說實話，就會被打成「小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此推動工作，見效自然很快，惡果卻是災難性的。 一場悲劇，就此降臨中原。問題通過不同渠道傳到了北京。 1960年初，習仲勳副總理接到衛生部和內務部反映的情況後，不顧廬山會議掀起的全國「反右傾運動」，冒着被打倒的極大風險，立即、如實地向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董必武作了彙報，糧食虛報產量，強行上交，餓死百姓無數。 中央不能不面對。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等，說是開始着力解決全國農村特別是河南農村的餓死人問題。 ●習仲勳到長葛蹲點調查

人民公社吃大鍋飯餓死不少人！

帶着一系列問題，1961年4月10日，習仲勳，國務院副總理兼祕書長，帶領12位國務院下屬部門的領導人組成的中央工作組，被派到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股風最典型的長葛，展開蹲點調查。 習仲勳一行來到長葛，當天就聽取了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的彙報。隨即決定：由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等參加工作組配合工作，到存在問題多、情況複雜、離縣委機關最近、又能折射當時農村現狀的和尚橋公社宗寨、樊樓、杜村寺等3種不同類型的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 4月11日，習仲勳等人在張繼增的陪同下，步行幾里路，來到宗寨大隊。時任黨支部書記趙憲章、副書記劉水柱等，將習仲勳一行接進村子。 起初，調查很不順利。 在趙憲章家，習仲勳請村幹部實話實說，村幹部面面相覷，有點兒尷尬：縣裏的幹部就在眼前，敢實話實說嗎？ 習仲勳再三鼓勵他們，並說出了問題由他負責。 ●「三面紅旗」害死人

飢餓的村民被迫把糧食上繳。

氣氛慢慢緩和，村幹部們這才開始講了一點兒問題： 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下，宗寨大隊小隊並大隊，小村並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發現規模過大，管不過來後，又把村子分開，重新合併。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隊3943畝耕地被公社調走825畝，817個勞力被調走356個。另外，調走糧食10萬斤、樹木3260棵、麥秸7萬斤。新購置的23部雙鏵犁，還沒解捆，就被調走煉了鋼鐵。農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業、手工業也被「五風」全給吹走了。誰想不通或不服從，就會被「拔白旗」、「拔暮氣」（揪鬥）。「站起幹，坐下辯；通了幹，不通辯」──「大辯論」中，人只要往中間一站，一幫人就會呼啦一聲圍上去，拳打腳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來。批鬥你的人，輪班睡覺；挨鬥的人，一點也不能睡，這叫「熬鷹」。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漢子都撐不下去。農民、幹部一個個屈服了：放棄了對土地、農具、耕牛、傢俱、用具的擁有權。不僅宗寨大隊如此，全縣都是這個樣。 趙憲章、劉水柱等村幹部還向習仲勳反映：宗寨由一個富隊變成了窮隊不說，大辦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飽肚子」不要糧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兩（十六兩秤）的糧食標準，再經過出庫關、磨面關、管理關、炊事關、打飯關、照顧關、幹部多吃多佔關等，最後羣衆吃到嘴裏的糧食，四到五兩就頂上了天。說是要「瓜菜代」，哪兒還有什麼瓜菜充飢呀。榆樹皮都被吃光了。羣衆營養不良嚴重，145位老年人出現浮腫、中年婦女子宮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燒完了樹木燒農具，燒完了農具燒傢俱，燒完了傢俱燒飼料麥秸，燒完了飼料扒民房燒木料 …… 還有，宗寨5頭耕牛被調走、19匹騾馬被調走了18匹。餓得連走路都很吃力的羣衆，爲了活路，還不得不拉車、拉犁、推石磨。沒有牲畜、家禽，就沒有肥料。種地不上糞，等於瞎胡混，糧食還得大減產。再這樣下去，人都要被餓死了。 ●縣委書記當着毛澤東的面吹牛

河南村民餓到啃樹皮！

1961年4月11日這天，趙憲章和劉水柱等村幹部，當着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的面，壯着膽子，向習仲勳反映了更爲殘酷的事實── 1959年、1960年，和尚橋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殘11人、打傷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現在，太平店的馮海成、崗劉的劉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隊幹部、生產隊長和會計，因爲上報產量不浮誇、講實話，被上邊定爲「機會主義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監獄裏。眼下，無論幹部、社員，人人自危，無心生產，誰都不敢說實話，生怕哪天自己被關到監獄裏。 習仲勳讓祕書張雲記下幾個「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況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處，問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趙憲章他們反映的政治犯問題，情況屬實嗎？ 張繼增說：習副總理，你們中央領導在北京，對下面的情況不會清楚。一些領導幹部爲了創政績，整天放衛星、創號外，硬逼着下邊虛報產量和生產數字。大部分幹部唯恐捱整，一報產量，就推託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報。因爲，你報畝產300斤，第二個人就報400斤，甚至浮誇到一兩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畝產就吹到了11,117斤。爲的啥？「光棍不吃眼前虧」呀！誰說得早，誰倒霉呀！ 「這情況，你們縣委第一書記不清楚？」習仲勳追問。 張繼增說：「書記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視察時，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畝產吹到1500斤，爭取2000斤。毛主席當時莞爾一笑，問：『會打那麼多嗎？拿到手裏才算數！』他吹牛說，秋後還要到北京向主席報喜哩。那玉米畝產11117斤的數字，就是他讓上報省裏、上報中央的。」 習仲勳說：原來他就是全國糧食產量浮誇冠軍呀！他可給長葛人民羣衆闖了大禍，怪不得監獄裏關了那麼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監獄調查去。 ●習仲勳前往監獄看望蒙冤之人 1961年4月12日，習仲勳帶着中央工作組主要成員前往監獄調查，並看望這些蒙冤之人。 他發現：劉毛已冤死獄中，馮海成已被內定爲死刑。 習仲勳找來馮海成等人詳細詢問，祕書張雲作了記錄。 回到縣委，習仲勳立即召見履新不久的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等有關負責人，嚴肅指出：立即釋放那些敢講真話、不搞浮誇、沒有虛報產量的所謂在押政治犯，幹部要恢復職務。 馮海成目前已經去世，其子馮文獻向大河報記者追述了父親被釋放後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馮海成等100多名幹部羣衆被釋放。 回到家，馮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監獄裏向他了解情況的幹部是習仲勳副總理。當晚，他思前想後，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虛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裏，要到縣城面謝習仲勳的救命之恩。 馮海成來到縣委大院，說想見見習仲勳。 縣委通信員一聽，將聲音抬得很高，質問：習副總理那麼大的官，誰想見就能見？他不在，你還是回去吧！ 馮海成很泄氣，走了。 與此同時，習仲勳從辦公室快步趕了出來，問通信員誰在找他，要他趕快把人給追回來。 馮海成一見習仲勳，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痛哭道：「習副總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馮海成也會像劉毛一樣，冤死在監獄裏！」 習仲勳攙起馮海成，說：既然給你平反了，說明咱們有緣。不要因禍喪氣。羣衆認可你、擁護你，組織信任你。恢復職務後，你要大膽爲羣衆利益工作，勤政廉潔，做到問心無愧。 ●冒了尖兒的糧倉原來不是糧滿倉 作爲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在當地，張繼增是配合習仲勳長葛調查的主要人物。大河網記者提出想採訪這位80多歲的老人，熟悉他的劉水柱等老人勸記者不要驚動張老：他數度住院，怕他一激動出現什麼意外。 張繼增多次口述這段歷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過很好的記錄整理。記者輾轉長葛，找到散居諸地的靳全州等諸位先生。一幕幕習仲勳長葛調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現眼前── 1961年4月16日，習仲勳率工作組來到和尚橋公社杜村寺大隊。 張繼增向大隊黨支部書記張大力等介紹了中央工作組成員，說：今天到咱這兒，主要任務是調研羣衆的口糧問題，還要親眼看看糧倉。 張大力一聽要看糧倉，嚇得話都說不囫圇了。 但是，搪塞不過去，他只好強打精神，領着工作組前去查看。 庫裏，糧囤一個比一個高大。村裏，餓成浮腫病的百姓一個跟着一個。 糧囤裏真的裝滿了糧食嗎？習仲勳很是懷疑。 習仲勳讓張大力打開囤子看看，張大力顯得非常難爲情。 於是，習仲勳就讓隨行的工作人員打開了糧囤。結果發現：糧囤裏，竹竿片兒撐了個拱，布罩在拱上；布上邊，攤着不足一寸厚的糧食。 習仲勳又氣又惱：「你們杜村寺大隊把黨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多快好省』學精了、用妙了！一個糧囤，如果用土填滿，一個棒勞動力擔土也得兩天時間吧。嗨，這下子好了，半個小時，就能把假給造出來。」 張大力滿腹委屈：「不瞞習副總理，1959年廬山會議後，這裏還是到處都搞『衛星田』。上面瞎指揮，種麥每畝地下種幾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揮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麥子產量呀，連種子都顧不住呀。可吹產量呀，一個比一個高。吹完了，聽完了，上邊還要裝模作樣地下來，檢查工作。沒辦法呀，只好造假了。上邊壓下來的事，只能照辦。不照辦，就得挨批鬥。」△（未完待續） （資料來源大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