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共当局最骄傲的一点莫过于其经济改革的辉煌成就。据说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国实行了一条不同于俄国东欧休克疗法的渐进路线。西方学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他那本《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2007）一书里，引用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一个关于斑马村的寓言来解释中国的渐进改革。

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村庄原来主要依靠马来干活。过了一段时间后，村里的老人认识到邻村依靠斑马干活，效果更好。所以虽然多年来对马大唱赞歌，他们还是决定拥抱斑马。唯一的障碍是说服那些已经接受了几十年崇尚马的洗脑教育的村民。老者制定了精巧的计划。每天晚上，在村民睡着的时候，他们就在白马身上涂黑色条纹。村民醒来后，老者就向他们保证说这些动物不是真正的斑马，仍然是从前的马，不过上面画上了没有危害的条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间隔后，村里的领袖开始用真斑马来取代涂上条纹的马了，这些庞大的动物改变了村里的财产所有权，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财富。只是在所有的马都被斑马替换掉多年后，在村民已经享受了多年的繁荣后，老者才召集村民开会宣布他们的村子已经成为斑马村，斑马好，马坏。

张维迎这个寓言最早是1993年讲出来的。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张维迎发表文章和讲话又再次提到这个寓言。不错，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偷天换日，暗渡陈仓，也就是说，是在所谓“中国特色”的掩饰下，逐渐地用资本主义（斑马）取代原来的社会主义（马）。但是和寓言讲的相反，改革的障碍并非来自村民。村里的长者们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偷天换日，暗渡陈仓的办法，主要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错，维护长者们自己继续对村民实行专制统治。

因为尽人皆知，这个村庄（中国）早先并不是依靠马（社会主义）干活的，而是依靠斑马（资本主义）干活的。只因为出了个马党（共产党），硬说斑马坏、马好，用武力夺取了村里的大权，把斑马统统杀死，一律用从北方引进的马来代替，同时也把斑马的主人统统消灭。可是在多年的实践之后，村长们不得不发现马并不好使，马干活远远比不上斑马，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重新引进斑马来代替马。但问题是，既然村长们本来就是靠着用马取代斑马起家的，如今又反过来再用斑马取代马，那不是等于承认他们原来做错了吗？既然现在改用斑马了，那他们这一伙马党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独揽大权呢？为了掩盖自己的罪错以及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村长们对外宣称，他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斑马，而是“有条纹的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想当年，中共夺取政权，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用最残酷血腥的手段消灭了中国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市场经济（尽管那时的市场经济也很不健全，不过至少比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要像样得多），把全体人民强行纳入共产体制，并且对任何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都予以无情的专政。一直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共高层统治者才大梦初醒，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

照理说，从正义的原则出发，共产党就应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他们或许可以免于法律追究，但必须要向千千万万受害者赔礼道歉，并给予物质赔偿。最起码的，它也应该放弃一党专政，开放自由民主。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础太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产党虽然欠债累累，理当下台，但在眼下的中国一时间还没有可以替代的力量；既然他们清楚地懂得自由民主的原则上是正确的，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们也应该明确地作出推行民主的庄严承诺，给出实行民主的时间表，立即终止政治迫害，在民众的参与和监督下实行公正的经济改革。

问题就在这里，共产党本来是靠消灭私有制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那无异于釜底抽薪，自己取消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知道他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过，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我要强调的是，六四屠杀不但是十分残暴的，而且是极其无耻的。六四屠杀是对人类正义的肆意践踏与公然蹂躏。

然而，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我们知道，早在六四之前，中共就大搞官商官倒，借改革之机大发横财；在六四之后，谅老百姓不敢说个“不”字，更是加快了化公为私的窃国步伐。一方面，中共把自己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稼到民众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把民众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这无疑是对正义的又一次公然蹂躏与践踏。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再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历史上，有的是专制者（例如印尼的苏哈托）巧取豪夺人民财产，但他们不曾搞过消灭私产的共产制度；也有过专制者（例如俄国和东欧的共产党）实行过消灭私产的共产革命，但他们至少还不曾反过来又把公产据为己有。唯有中共却把这两种相反的坏事——先是灭私充公，后是化公为私——全做了。这是双重的掠夺，双重的反正义。在这样反复的两次蹂躏践踏之后，正义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

不容否认的是，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自由与和平的威胁，如果我们还不能及时地警觉起来，行动起来。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后一二十年，对于中国是极为关键的，对于世界也极为关键。如果在未来一二十年，我们还不能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么，不但是中国自己，还有整个世界，都必将遭遇巨大的灾难。

作者简介：

胡平，194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进入社科院，198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1988-1991年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先后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

（文章来源：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