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記者Daisy Wu於2026年9月15日刊出深度財經報導，揭示北京收緊離岸信託稅務規範後，一場跨境追稅風暴已從中國境內席捲至紐約的中國富豪與財富管理圈。面對將於10月22日屆滿的90天寬限期，不少持有海外信託及離岸資產的中國高淨值人士，正被迫重新審視稅務身分、信託架構與申報責任，擔心多年配置於境外的財富遭中共稅務機關追查，甚至面臨補稅、罰款與資產安排曝光的多重風險。
這場追稅行動顯示，即使資金與家族財富早已轉移海外，也未必能擺脫北京日益擴張的稅務管轄與政治控制。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低迷、地方債務高築、土地財政萎縮及各級政府財源吃緊，中共當局正把目光轉向過去難以觸及的境外財富，試圖以更嚴密的申報制度和跨境資訊網絡填補財政缺口。這不僅令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的中國富豪陷入焦慮，更暴露出一項令人不安的現實：在中共治下，私人資產即使已經跨越國境，仍可能逃不出國家機器不斷延伸的掌控。
北京堵住資金逃生門 離岸信託納入追稅網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家與超級富豪為了分散國內政策變動、資本管制及政治干預帶來的風險，持續將部分財富配置於香港、新加坡、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境外司法管轄區，並透過離岸信託進行資產保全與家族傳承。對許多高淨值人士而言，這些信託不只是理財工具，更是防止財富完全暴露於中共權力之下的最後一道防線。據波士頓諮詢公司估計，中國大陸超級富豪持有的境外資產規模高達1.2兆美元。
然而，在房地產危機延燒、經濟復甦乏力、地方債務高築及財政收入承壓之際，北京正將追稅目標轉向過去較難觸及的境外財富。中共財政部與稅務部門於2026年7月24日推出離岸信託課稅規則：中國稅務居民將股份、房地產或其他資產轉入境外信託時，其資產增值部分須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信託及其控制的離岸實體所產生的年度收益，也將按20%課稅。這意味著，北京不僅要對信託分配所得徵稅，更把稅務觸角伸向資產進入信託架構的源頭。
新規還設有廣泛的反避稅條款。即使已取得外國國籍或海外永久居留權，只要主要經濟利益仍被認定留在中國，仍可能被北京視為中國稅務居民。當局僅提供90天寬限期，要求納稅人補繳自2023年1月以來轉入信託資產所涉及的欠稅，以及2026年以前取得的信託收益稅款；逾期者可能面臨滯納金、補稅與罰款。這種帶有追溯效果的徵管方式，迫使早已完成境外安排的富豪重新翻查多年交易，也可能讓資產最初如何移出中國一併暴露在稅務審查之下。北京口中的「保護私有財產」，如今再次面臨現實拷問：當政權陷入財政壓力，即使依法配置於海外的私人財富，也可能成為國家機器追索與控制的下一個目標。
紐約富豪急查信託 北京跨境稅網步步收緊
這場跨境追稅行動首先震動的，是已移居海外、卻仍可能被北京認定與中國保持主要經濟利益的高淨值人士。紐約聚集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企業家、投資者及其家族；隨著90天申報期限逼近，當地服務華人客戶的律師、會計師與財富顧問正加緊檢查離岸信託。客戶擔心的不只是補稅金額，更包括多年資產轉移紀錄、信託控制關係及資金來源一併受到追查。
SOHO中國共同創辦人潘石屹與張欣，是外界關注的代表性案例。兩人在SOHO中國2007年於香港上市前設立開曼群島信託，並透過相關架構持有公司股份。按照新規，若兩人仍被中共稅務機關認定為中國稅務居民，資產轉入信託時產生的增值及其後收益，便可能形成可觀的稅務責任。具體稅額雖取決於其稅務身分、資產成本、信託條款及新規的實際適用方式，但這項曾被視為隔離中國政策風險的境外安排，如今已難再置身北京追稅範圍之外。
報導亦提及，拼多多創辦人黃崢、小米創辦人雷軍及海底撈創辦人張勇等中國富豪，都曾利用離岸公司或信託架構安排持股、上市與家族財富。這些案例顯示，新規的潛在影響可能遠超紐約少數富豪，並波及大量透過境外架構持有企業股份的人士。離岸架構本身雖不等同逃稅，是否產生中國稅負仍須視當事人的稅務居民身分、信託控制權及資產安排逐案判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過去被富豪視為財富屏障的境外架構，如今都已進入北京不斷擴張的追稅範圍。
北京得以擴大跨境追稅，重要工具之一是「共同申報準則」（CRS）。參與CRS的司法管轄區通常會在每年9月底前交換金融帳戶資料，使中國稅務機關更容易掌握稅務居民在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參與地區持有的帳戶。美國雖未加入CRS，因而被部分富豪視為相對隱密的資產落腳點，但轉往美國也不是毫無代價：投資者仍須面對美國所得稅、申報規定及遺產稅風險；其中，非美國居民且非美國公民者持有的特定美國境內資產，遺產稅最高稅率可達40%。
因此，富豪即使把資產從一個司法管轄區轉往另一處，也只能改變面對的稅制，無法徹底消除合規與政治風險。真正令中國富豪焦慮的，不只是20%的稅率，而是北京正藉跨境資料交換與擴張性的稅務居民認定，把國家監控伸向早已移居海外的人士及其家族財富。對試圖以離岸架構隔離政治風險的中國富豪而言，原本以為已跨越的國境，如今正被北京不斷延伸的稅務長臂逐步穿透。
國庫承壓追索海外財富 中共資本管控再擴張
北京將新規包裝成堵塞稅務漏洞、防止富豪利用不透明司法管轄區隱匿財富，並希望把更多資本留在國內，投入半導體、人工智能等由政府扶植的戰略產業。打擊逃稅本屬正常稅務執法，但爭議在於，中共不僅對離岸信託實施帶有追溯效果的徵管，更以模糊而寬泛的「主要經濟利益」標準，將部分已取得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者重新納入中共稅網。當法律界線取決於北京的行政認定，所謂堵塞漏洞便可能演變成國家權力向境外私人財富的全面擴張。
這場追稅行動也暴露出北京對民間資本一貫的工具性態度：經濟擴張時，企業家被鼓勵走向世界；資本外流與財政壓力加劇後，當局便迅速收緊制度，以稅務居民認定、跨境資料交換、追溯補稅及罰款等手段，把已移往海外的財富重新拉回黨國監管之下。這雖不等同直接充公，卻清楚表明，在缺乏獨立司法制衡的體制內，私人財產的安全邊界可以隨政策需要被重新劃定。
《南華早報》的報導透過新規細節及財富管理圈的焦慮，揭示中國富豪真正恐懼的並不只是20%的稅率，而是北京可以把今天的合法安排變成明天的追查對象，並沿著信託、帳戶與家族關係把控制延伸至境外。當一個政權既能制定規則、解釋規則，又缺乏獨立司法對其權力加以約束時，再遠的離岸架構也難以成為可靠屏障。北京口中的「保護私有產權」與「支持民營經濟」，在這場跨境追稅中再次暴露出附帶條件的本質：私人財富可以存在，但其安全與自主，始終不能凌駕於中共的財政需求與政治控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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