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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应知道的常识：人民养活了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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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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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说：“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
在中共长期的、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和洗脑宣传下，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被深深打上中共的烙印，沦陷于中共的话语系统中，被剥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唯中共马首是瞻而失去正常判断，形成了很多违背常识的扭曲的、变异的观念。
本系列文章旨在归正被中共歪曲的一系列事实和观念，回归常识。让更多中国人民走出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桎梏，并最终认清中共的本质，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摆脱其精神控制，走向自由、新生和光明而美好的未来。
引言
“党养活了人民”是中共通过长期教育以及媒体、文艺作品等系统性灌输之后，所形成的深入人心的宣传理念，是中国人在中共洗脑下形成的常识性错误之一。
从出生开始，中国人就接受把党（中共，下同）比作母亲、党妈养育了人民、人民的一切都来自于党等观念，比如人人都要念兹在兹的：“我把党来比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献给党”等等。取得成就要感谢党的“教育之恩”；受到打击也要感谢党的“关怀之恩”；被“平反”还要感谢党“知错能改”；饿殍遍野，党仍然是“伟光正”；只要还有一口饭吃，就要感谢党的“养育之恩”，感谢“党养活了人民”。
然而，这一切都是中共的洗脑术，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目的是塑造党对人民的“恩赐者”形象，制造“感恩”党的文化，强化人民对党的依附感，弱化人民的主权意识，从而逐步替代和霸占人民主权，变成人民的化身。
针对这种被《九评》称之为“马屁文化”的跪舔式感恩党的中共谎言，本文从政治、经济和历史等多层面论述人民与党的关系——到底谁才是国家的主人，到底谁养活了谁，谁离不开谁。
一、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
纵观古今，是人民通过劳动创造了国家财富，国家运行的物质基础来源于人民的“供养”（税收）。
五代十国后蜀后主孟昶曾写过一篇《颁令箴》以整饬吏治，后世历代将其中的十六字撷取出来，刻石作《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戒石铭》被立于衙署公堂前，警示官员，谁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从而对平民百姓心生敬畏，充分理解民间疾苦，以民为本，勤政爱民。
当今，中国纳税人依靠自己的劳动，不但创造了社会财富，还同时供养了政府和共产党。然而，有关纳税的话题在中国屡屡被弱化甚至扭曲，中国的教科书告诫学生，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偷税、漏税、逃税要绳之以法，然而，却对纳税人的权利只字不提。
“强制性”决定了政府无需通过纳税人同意，想加税就加税，想加多少就多少；“无偿性”决定了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政府如何使用财政收入（税收），既无需向纳税人公开信息，也无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而西方国家的纳税人都知道，是他们缴纳的税收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支持著政府机构的运转。政府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必须的公共服务，如学校、交通、图书、娱乐等公共设施，以及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养老、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等，这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是纳税人应得的回报。是人民“购买”了服务，而不是“接受”施舍或谁的恩赐。同时，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子的权利，即政府所有财政收支都必须向纳税人公开，并随时回答纳税人的查询，加税也须经民意代表（国会议员）们反复讨论并通过后才能付诸实施。
相比之下，中共政府税收近乎黑社会强行收取保护费，不但从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纳税人公开财政收入的用途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而且有意弱化纳税人的概念，忽略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实质上是弱化人民的主权者身分，掩盖人民创造财富、供养著政府和共产党的事实，从而利于其颠倒黑白，将人民应享有的公共服务，划归为党的“恩赐”。然而，共产党并不创造财富，它连自己都无法养活，所谓养活人民更是无稽之谈。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中指出：“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著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著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可见，共产党是附著在国家人民身上，霸占、垄断了人民创造的财富之后，返回给人民一点点以维持再生产，但却要让人民对这“一点点”感恩戴德一辈子。
二、人民不仅养政府 还要养活党
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林采宜指出，中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而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社会保障领域及卫生财政支出是世界上最少的国家之一，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据报导，除了中国，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10%以下，但是中国2000年就达到25.7%。2007年，美国民生支出占73%，行政支出只占10%；而中国民生支出仅有25.5%，行政支出却高达38%。文章称，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达到世界少有的程度。
据美国《福布斯》“全球税赋痛苦指数”排名，台湾为全球第三低，中国却历年居亚洲之首，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赋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长年前三。其中，2005年、2009年、2011年全球排名第二，最近一次统计为2023年，全球排名第三。
以上数据不仅表明中国纳税人负担沉重，也凸显负担沉重之源：行政支出占比过高。在正常社会，政党的活动经费包括竞选都靠自筹，不用纳税人负担。而中国百姓除了面对政府，还要面对组织庞大的共产党。
国家、政府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而共产党却没有单独的预算，它附著于行政部门，其各级党委工作人员的工资、党务经费、党代会会议费用、单位经费及宣传资料等等，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也就是由纳税人支付。中共的很多部门都是其它正常国家不存在的，例如党委宣传部、中共统战部等，中共为了维护门面，还成立一个花瓶“政协”，这些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党派”也要人民来养。另外党为了在国际上交朋友，还需要到处“撒币”，哪来钱？还是人民纳税的钱。
正如《九评》之八中所说的，“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著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著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如果说人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劳务关系，即政府官员为人民提供了服务，而人民向他们支付了报酬（赋税）。也就是说人民支付给政府劳务报酬是应该的，但是，人民凭什么要支付共产党的费用呢？人民和共产党之间，完全是额外的、被强加的养与被养的关系，而不是正常的劳务关系。
中国纳税人既要承担政府的运作经费，还要无偿养活本不该他们养活的附著于政府之上的庞大的共产党组织，这正是中国的行政开支高居不下，中国“税赋痛苦指数”名列世界前茅的根源。
其实党自己很清楚，是人民养活了它。为了颠倒黑白，党要求在新闻媒体报导中不许提“纳税人”三个字。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脑子中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我是纳税人，是我们养活了政府和党。包括退休职工，都在说，党在给我们发退休工资。那党给你发退休工资的钱是哪里来的？民众已经被洗脑到基本常识都没有了。
三、人民是国家之本
人民是主权者，即主权在民，指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主权者，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这种思想最早出自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丰富和发展，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普世价值。
《美国宪法》序言中，“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中国宪法》也冠冕堂皇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党才是实际操控中国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正是这个土壤，滋生出了“党养活了人民”的谬论，并且令让它大行其道。
《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思想是，人民让渡部分权利，组建政府（国家），以便获得公共服务和秩序保障（如国防、法律、基础设施）。政府中的执政者是人民的“受托人”（Agent），不论受托人的称呼是什么，都“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著主权者所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也推崇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百姓为立国根本，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从孔子的“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朱熹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等等，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在民本思想中，人民是国家的根基，统治者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天。
而“党养活了人民”、“吃党的饭”的说法，将党塑造成了全能的供给者、施恩者，将人民矮化成被施舍者，掩盖了人民作为国家财富创造者的真实地位，也从根本上颠倒了“创造者”与“管理者”、“主人”与“公仆”之间的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与主权在民的理念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均背道而驰，是对人民作为国家主权者的侵犯、污蔑和越权，也是对中国自己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打脸。
这种宣传实质是中共对人民的意识形态控制与话语霸权，并为此压制批判性思维，任何质疑之声都会被视为“反党”而遭遇审查与打压，目的是掩盖人民的主权地位和创造力，强化其篡夺人民主权的独裁统治的合法性
四、党饿死数千万人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饿死约四千万老百姓，与古拉格群岛、纳粹大屠杀并列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严重的三大人为灾难。中共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一次自然灾害也没发生过，纯粹是一场由中共酿造的人祸。
据中共《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数据，当时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库存403.51亿斤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但是周恩来却下令不准开仓放粮，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严禁开仓赈灾。
面对饥民成批成批死亡，中共不但不开仓救灾，还继续增加粮食征购和粮食库存，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种子粮全部征收一空，然而多征集上来的粮食，很大一部分用于援外与出口。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58至1960年，中国粮食持续净出口，共出口粮食约947万吨，合190亿斤。同时中共对外“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资金，不但没有因大饥荒停止或减少，反而增加。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却成立专门的外援机构，外援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
大饥荒期间，面对美国、苏联、加拿大、台湾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中立组织所提供的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帮助，中共一概拒绝。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1961年，毛泽东接待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反驳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道：“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清圣祖康熙认为自古以来，官僚的各种不良行为中，以隐瞒灾情最为恶劣，凡报灾延迟的官员都要受惩罚，相反擅自动用钱粮赈灾的官员，可免于处罚。康熙九年，淮扬地区大水为患，灾情严重，康熙不惜截留运往京师的漕米赈灾；康熙二十八年，直隶旱灾，康熙赈灾之余，还资助贫民购买耕牛和种子，以便及时春播；康熙三十年，陕西旱灾，官员未及时上报，康熙在革除失职官员外，还取消元旦筵席，以表达对灾民的挂念。
再对比中共党魁毛泽东的魔鬼言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跟党走”，饿死700多万百姓，民愤极大，但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紧跟毛，饿死一千多万百姓，同样民愤极大，要求惩治，毛、邓、周、朱等主要领导人都保他。
而开仓放粮，救活了无为县50多万老百姓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被毛打成“反党联盟”，撤销职务，逮捕入狱，全家被赶出省府大院，家族中被迫害致死多人，受株连的各级干部达两万八千多人；冒死为百姓开仓抢粮的四川荥经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被以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罪逮捕，判刑20年。
由此可见，中共是人民灾难的直接推手。中共如果能像清圣祖康熙那样，以民为本，及时赈灾，哪怕只开仓放粮一半，都不会饿死人；或者将外援钱粮用于本国赈灾，或者接受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或者不加征粮食，都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据显示，大饥荒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人间悲剧，是中共对中国人的有计划的大屠杀。
人民养活了党，党不知感恩，反过来饿死数千万人民！视人命为草芥，人神共愤啊！这样的党怎么可能养活人民，拿什么养活人民？！
五、没有党 人民将生活得更好
从前文论述不难看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养活了党”，而不是“党养活了人民”。下面再从“谁离不开谁”的角度进一步阐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的社会主义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免于灭亡，中共不得不退一步，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的财产权利部分归还，对人民“松绑”。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经济奇迹”，是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并非共产党的“恩赐”，而是共产党放松了对人民的束缚（松绑）之后，中国人民被压抑已久的创造力、勤劳和致富欲望得以集中爆发。这恰恰反证没有党的束缚，不但不影响人民创造财富，人民还将创造更多的财富。
“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它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它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和吸血。所以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解决百姓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养老和温饱问题。国家依然那么穷，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人民创造的天量财富，并没有在人民自己手里，而是在党的手里，在中共权贵手里。
事实证明，不是人民离不开党，而是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开党，将生活得更好，而党离开人民将消亡，因为没有人民的供养，党就活不下去。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宣传“党养活了人民”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既违背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和中国传统的与民为本思想，模糊了人民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也颠倒了因果逻辑和基本的政治与经济观念。
这种论调的危险在于通过强化人民对共产党的依附心理，削弱人民主体意识和对权力的监督意识，进而篡夺人民的主权地位，令民主与法治失去根基，让独裁悄然上位。
中共正是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和话语霸权，掩盖其长期霸占人民主权，侵蚀人民权利、享受人民无偿供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掩盖了中共是长期盘剥和压榨中国人民的附体吸血鬼的本相。
回归常识就是回归真相，回归明辨善恶、是非、正邪的立场，人们将发现，破除中共邪恶、阴险的话语霸权，如同破除中共的网络封锁一样，将直接撕开中共用一系列谎言构筑的话语系统，及其掩盖之下，中共篡夺中国人民主权和实际奴役中国人民的黑幕，将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也将直接摧毁中共反人类的暴政。而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
根据主权在民的思想，人民既然可以委托、授予中共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那么“只要主权者高兴”，人民也可以收回所托给中共的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再供养这个党。
此文为【回归】杂志第二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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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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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5/11/19/93069.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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