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乡愁在台湾（2）逃出中国（图）
夏小强
 | 我的海外异响漂泊之旅，开始与2005年。（网络图片） |
【人民报消息】接前文： 我的乡愁在台湾（1）我和父亲 诀别在台湾（多图）
2024年，是我离开中国在海外生活的第19年。我那无处安放的乡愁，最终落在了台湾。
我的海外异响漂泊之旅，开始与2005年。
出逃
2004年夏天，我结束了一年半的牢狱生活，暂时离开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胁，带著满身心的创痛回到家中，终于见到了疲惫的妻子和5岁的幼女。
这次牢狱，开始于2003年的3月20日上午8点。我牵著3岁半女儿的手，走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四个便衣警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著我女儿的面，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按在地上，戴上背铐，强行把我抬到警车上，留下我三岁多的女儿独自在街头哭泣。
父亲经过一周焦急的寻找，才找到了抓捕我的公安分局的办案警察。父亲以政法部门老干部的身份质问警察：“我儿子炼法轮功有什么错？！信真善忍有什么错？！你们是什么警察？你们抓了我儿子不说，还把我孙女一个孩子丢在了大街上，她才3岁呀！你们连土匪都不如！”
在父亲痛骂警察的同时，在看守所一间拥挤的牢房内，我正在紧张地干活：做圣诞树上的彩灯。同时心如刀绞，惦记著一周前被丢在大街上3岁的女儿。留在我脑海中的是我的反抗与大声呼叫、围观的人群、女儿的哭泣与惊恐的眼睛。
我双手被反铐、被这几个警察抬著扔在了一辆警车上，在车上，我大声质问他们为什么非法绑架我，这样迫害法轮功是错的。警察都不看我，一言不发，眼睛茫然地注视著前方。
到了公安分局，我被带到了一个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10分钟后，从门外走进一个警察，走到我面前大喊著：“是谁？是谁？那么大胆子，还敢反抗？”同时，用右手狠狠地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我立刻站起身，用眼睛直视著他的眼睛，几秒钟之后，他的眼睛移开了，嘴里一边嘟嘟囔囔说著“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一边转身离开了。
随后对我的审讯开始。抓捕我的警察去掉了我的手铐，坐在我的对面。我提出要立刻释放我。他告诉我现在面临的危险处境：我的同伴已经全都交待了，他们住处被搜到的法轮功宣传品有几千份，已经成为了省内的大案，我如果配合积极交待的话，可以作为从犯来获得宽大处理，即使这样最少也要被判刑三五年。不然的话，最少十年，这样一辈子就完了。
他一边说著，一边把脚放在桌子上，悠闲地坐在椅上用身体的重量控制著椅子前后摇晃著。我不回答他的话，心中默默地想著：晃吧，再晃就倒了。几秒钟之后，他一声惊呼，仰面和椅子一起向后倒去。他随后起身，骂著脏话换了椅子又接著审讯我。
审讯无果，我被投入了看守所，开始了在那里48天艰难的生活，其间2次提审，我都像重刑犯一样，带著手铐和脚镣，艰难行走。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只不过坚持说句“法轮大法好”的真话，竟受到如此“隆重待遇”，也令我感到荒唐可笑。然后，更为艰难痛苦的劳教开始了……
在我被抓捕后，我的家人就开始了对我艰难营救，结果如下：父亲作为中共政法系统离休老干部，动用了几十年的所有关系为我活动，找到省政法委书记，得到的回答是：不用活动了，什么样的案件都好说，但是法轮功的不行，上边有指示，对法轮功怎样判都不过份。我的哥哥在本市有很广的人脉，他在经过多方努力后，无奈地说：我问过了，他们说哪怕你杀人放火呢，都可以花钱给你弄出来，但法轮功不行，没有人敢帮，要丢饭碗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中共当局囚禁，2001年4月，我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
虽然这次结束了被关押，暂时自由。但是，噩梦并没有结束，我一直处于被监控之中，随时都有再次被抓捕的可能，我的父母也一直为我担惊受怕。而在2002年发生在我身上的跳楼事件，让我父母更加担心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2002年8月的一天，一年前与我曾被关押在劳教所的一名当地法轮功学员，从劳教所回家后，又被抓到洗脑班关押，他从洗脑班走脱后来到我家。
在我们正在交谈时，有人在敲我家的门。我打开门，隔著外边的防盗门，看到几个穿便衣的人站在门外，其中一个是我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的警察，他要我打开门跟他走一趟。我说我不去。他说如果我不开门他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撬门了。我不再说话，立刻关上了门。
我走到我家房间的窗户前，打开窗户，然后我站在了窗台上。我家住的是三楼，我站在窗台上开始对著外边大声呼喊：
“大家都听著，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法轮功要做好人，被政府抓走劳教关押一年，如今刚刚回家几个月，现在警察又要上门抓我，现在他们就在我家门外，要撬门抓我。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政府造谣说炼法轮功自杀，我要告诉大家，我不会自杀，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女儿，现在她就站在我的身后。但是，我不能容忍警察违法迫害我，他们要是再不停手，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我不能配合他们这样迫害我，请大家做个见证，我不是自杀，我是被他们逼的……”
楼下站立著几十个人、对面楼房许多窗户都打开了，人们在听著我的呼喊。我继续讲述著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与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几分钟，从我家楼下楼洞中走出了6个便衣警察，他们都像做贼一样，都低著头，迅速撤离了。
2005年春天，我和在泰国的一位朋友取得了联系，得知了在泰国有联合国难民署这个机构，可以申请难民，获得庇护。在和父母商量后，他们同意了，和我一样，面对未知茫然的逃亡生活，特别是还带著幼小的女儿，他们不舍、担忧，但是前思后想，逃亡总比酷刑坐牢甚至死亡好。
在经过了准备和焦虑的等待后，2005年5月3日中午，当飞机在曼谷国际机场降落，我和妻子女儿走出飞机，我知道，我出逃成功了。（待续）△
（人民报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