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公元前399年,70高龄的苏格拉底因被指控“对雅典神祇不虔诚”和“腐蚀雅典年轻人”等罪名,被判处服毒而死。1787年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根据这段历史,创作了一幅古典油画《苏格拉底之死》(法语:La Mort de Socrate)。
画中的苏格拉底面部明亮,没有流露出委屈、恐惧或伤心,他相信灵魂不死,一手指天的手势透露出不为生死所动的坚定。他一边从容不迫地把右手伸向毒汁,一边一如既往地和弟子等人讨论哲学,只不过这次换成了关于“死亡”的主题。
1.2 显微镜检测到的人体细胞
随着显微镜技术的发明,人们开始看到了以前未知的微小结构。生于1585年的荷兰眼镜制造商扎卡里亚斯‧詹森(Zacharias Janssen)被认为在1600年左右制造了早期复合显微镜之一,可将物体放大到正常尺寸的20或30倍。²⁷⁵
在17世纪60年代,高质量的手工打磨镜片最多可以将物体放大200倍。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动植物组织、人的细胞、矿物、化石以及许多其它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他率先使用“细胞”来描述包括人、动物、植物在内的所有生物体。²⁷⁶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显微镜的不断升级换代,仪器的分辨力大大提高,德国植物学家马蒂亚斯‧雅各布‧施莱登²⁷⁷(Matthias Jakob Schleiden, 1804—1881)和德国生理学家西奥多‧施旺²⁷⁸(Theodor Schwann, 1810—1882)在1838—1839年开始认识到细胞²⁷⁹是所有生物组织的基本单位。
施旺在1839年出版的著作《对动物和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相似性的显微镜研究》(德语: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Uebereinstimmung in der Struktur und dem Wachsthum der Thiere und Pflanzen),被认为对奠定现代生物学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²⁸⁰
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维尔啸(Rudolf Virchow, 1821—1902)首次应用细胞理论来解释疾病对身体器官和组织的影响,提出疾病不是在器官或组织中出现的,而是主要在细胞中出现,开创了现代病理学的新概念,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病理学之父”。²⁸¹
达尔文那个年代的人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人肉眼所看到的器官层面上的知识,那时也才刚刚打开对微观领域认识的大门──细胞,人们对更微观的结构知之甚少。
人们借助显微镜从肉眼可见的器官层面看到了细胞层面,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可是没有任何一台显微镜能够帮人们看到细胞层面上的人体全貌。实证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越微观、越细节,就会越失去整体,这是实证科学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所导致的。
德国生理学家西奥多‧施旺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细胞的图片(公有领域)
1.3 更微观的人体结构
随着对物质世界一直不间断地探知,人们对人体概念的认知也开始进入到越来越微观的领域。
到了近代,随着电子显微镜技术和现代分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又进一步发现细胞是由各种各样的分子²⁸²组成的,生物分子包括蛋白质、核酸等,还有水分子、无机盐等等。
比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蛋白质²⁸³分子是由20种氨基酸分子组成,每一种氨基酸分子都是由胺基(-NH2)和羧基(-COOH)及其它的原子连结而成。核酸的基本结构为核苷酸²⁸⁴。每一个核苷酸分子由一个五碳糖、一个含氮碱基和一个或多个磷酸基团组成。
1808年,现代原子理论发展的先驱、英国气象学家和化学家约翰‧道尔顿²⁸⁵(John Dalton, 1766—1844)在其发表的《化学哲学的新体系》(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中提出了原子理论,认为所有的化学元素都是由一种非常小的无法分割粒子(原子)组成。同种元素的原子具有相同的大小、质量和性质。
但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道尔顿无法阐明原子本身的结构。直到基本粒子被发现以及量子的概念被引入后,现代原子理论模型才被逐步建立。
1811年,意大利物理学家阿莫迪欧‧阿伏伽德罗²⁸⁶(Romano Amedeo Carlo Avogadro, 1776—1856)提出分子是决定物质的最小单元,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并与道尔顿的原子论形成了解释物质微观构成的“原子—分子”学说。他提出“阿伏伽德罗定律”,认为在同温同压的条件下,等体积气体含有等量的分子。
1869年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1834—1907)发表元素周期表²⁸⁷,排列出一共118种已确认存在的原子。所以不管是蛋白质分子还是核酸分子,都是由各种各样的碳原子(C)、氢原子(H)、氧原子(O)、氮原子(N)等等原子组成的。
过去人们认为原子不可分割,1897年约瑟夫‧汤姆孙²⁸⁸(Joseph Thomson, 1856—1940)却发现原子不是最小的颗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²⁸⁹。后来人们又发现原子核又是由中子²⁹⁰、质子²⁹¹组成的。而后来又发现了更微观的粒子,比如夸克²⁹²、中微子²⁹³等等。一直到现在,物理学家也没有发现最本源的、不可分割的微观粒子到底是什么。
随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的突破,将来如果人们发现其它层次的人体成分,或者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观察到人体的各个部分的整体全貌,也会再次刷新对人体的认识。
1.4 实证科学的局限性
按照现代物理学目前的发展速度和技术手段,再过多少年人类才能真正认识人体的本源物质和人体的全貌呢?何况,现代物理学已经遇到了一个技术瓶颈,再想往前突破进入更微观的物质世界,似乎非常困难。就像一个人钻到了牛角尖里面,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人类也到了一个应该反思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关键时刻。
1.4.1 眼见为实
“眼见为实”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实证科学,具有与生俱来的方法局限性。任何物体,人们首先要看到或用显微镜、望远镜等仪器“探测”到,才会去研究它,否则就不承认其存在,更谈不上研究了。
这种方法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比如,用仪器来探测物质世界时,只能探测出仪器测量精准度范围之内的东西。如果用一个最小刻度是一毫米的米尺,是测量不出一个一微米、一纳米的物体的大小的。
所以,人们在用现有的实证科学手段探索生命奥秘或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难免会失去“真实存在”的但又无法被人类检测到的客观物质成分。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求实的科学家,都不会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1.4.2 失去整体
现代生物学体系的核心思想,采用了哲学中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它被描述为一种探索知识的哲学立场,将复杂系统解释为其各部分的总和。在生物学背景下,还原论意味着试图根据生化过程和分子过程来解释所有生物现象。²⁹⁴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分子生物学中应用还原论方法之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但还原论不能实现对人体整体层面的全面认识。目前没有理想的仪器或检测方法能帮人们了解人体整体的全貌。掌握局部,不等于了解整体。
人们可能见过这样的现象:硬币能被水的表面张力支撑,不会沉入水底;一旦将硬币推入水表面以下,它就会沉入水中。昆虫能在水面上行走,像在舞台上表演。
这就是表面张力(surface tension)现象,也就是接近球形的液体表面,仿佛就是被拉伸的弹性膜,有一种弹力。我们了解水分子的结构,但是我们无法通过单个水分子的结构知识来预测表面张力。这种表面张力,是反映液体分子涌现行为(emergent behavior)的宏观现象。²⁹⁵
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等理论生物学家强调复杂系统具有产生新特性的能力,而这些新特性是无法通过检查单个组件去预测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指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斯穆茨(Smuts)后来创造了“整体论”一词,表示“自然界中通过创造性进化形成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的趋势”。
“整体论”带动下的“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的兴起,让人们获得了从整体、全局的视角看待生命的新机会。
“系统生物学”(Systemic Biology)与还原生物学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通过将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来了解有机体在组织和细胞水平上的更大全景。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DNA→mRNA→蛋白质)不会被推翻,但它肯定已经被扩展(DNA→mRNA→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途径→网络→细胞→组织→生物体→群体→生态)。²⁹⁶
精神不能被人眼看见,也比较难以被实证科学认识到,但也是一种存在的物质。而现代实证科学目前仍然缺乏一个宏大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工具,去将生命现象从微观到宏观、局部、系统、从物质到精神等不同的现象全部都在一个整体水平上联系起来。
1.5 传统文化对人体精神和能量的研究
生命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实证科学所能证明的范围,基于实证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也逐渐显示出它的弊端。越来越多的国际上开明的科学家或研究机构开始回归到各国的传统养生保健文化中去寻找人类如何获得健康的答案,这被称为补充和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传统文化对人体的认识,尤其是对人体精神奥秘的研究,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线,比如内省、冥想、打坐、入定。它不依赖于外在的仪器设备,而是直接针对人体生命来研究人体的精神和能量。
1.5.1 冥想打坐的健身效果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研究传统冥想打坐的健康益处的兴趣越发浓厚。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实了传统健身方法对身体健康的益处。
其中一个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是在2004年11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1951—)带领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了题为“长期冥想打坐者在精神练习时自发产生高幅度同步伽马波”(Long-term meditators self-induce high-amplitude gamma synchrony during mental practice)的论文,对8名长期冥想打坐的修行者打坐前后的脑电波进行了研究比较。这8名修行者在15年到40年之间,每人打坐总时间在1万到5万小时。对照组是10名从来没有打坐经历的学生。脑电图显示修行者在冥想打坐时出现相当同步的高幅度伽马波(γ波),这种波形没有出现在对照组的脑电图上。²⁹⁷
以前科学界普遍认为脑神经行为是不能经过训练而改变的,而这个里程碑性质的实验结果有力地打破了科学界以前的认识,显示传统的冥想打坐能实现对大脑功能的优化,至少体现在脑电波的波形上面。
理查德‧戴维森后来创办并成为美国健康心智中心(Center for Healthy Minds)及其附属非营利组织健康心智创新中心(Healthy Minds Innovations)的主席,以建立一个“更友善、更明智、更富有同情心的世界”为愿景,以“通过对心灵的科学理解来培养福祉并减轻痛苦”为使命。
一石激起千层浪。戴维森这个研究发现开启了西方科学界对传统冥想打坐的极大研究兴趣,他2006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现在,冥想打坐已经成为西方主流人士的一种时尚健身方式。
另一项大规模基因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冥想上调了220个与改善的免疫应答相关的基因表达,下调了氧化应激和细胞周期调节相关的基因通路,总体上对于增强人体免疫系统抗病毒、减轻COVID-19病人的严重程度具有显着的意义。²⁹⁸
2023年5月,美国非营利性基金会“心灵科学研究”(InnerScience Research)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投入一千万美元,用于研究冥想和打坐对减缓重症和慢性疾病的作用。²⁹⁹
该研究将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哈马尔‧帕特尔(Hemal Patel)教授带领。心灵科学研究基金会的愿景是通过研究打坐冥想对人体的影响,帮助人们治愈疾病、保持健康,并且希望打坐冥想成为人们将来疾病治疗的一部分。
1.5.2 经络存在的客观证据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描述了经络在人体的分布。直到今天,经络理论仍然是指导中医针灸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以前西方医学常常因为在解剖学的层面上无法证实经络的存在而否定中医。最近,越来越多的新的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展示了经络存在的客观证据。
2021年4月,医学期刊《循证补充和替代医学》(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发表论文,题目为“用荧光染料对心包经络的体内可视化观测”(In Vivo Visualization of the Pericardium Meridian with Fluorescent Dyes)。在这篇论文中,美国哈佛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首次清晰观察到沿人体经络穴位迁移的连续荧光线,为中医经络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³⁰⁰
该团队使用激光对荧光素钠进行激发拍照,以获取荧光剂在体内的迁移轨迹。结果显示,轨迹沿着心包经的相邻穴位发展,从内关穴到间使穴,再到曲泽穴,与心包经穴位重合,形成稳定的经络线。
这个研究招募了15名受试者,做了19次在穴位PC6(内关)注射荧光素的试验,其中15次(79%)曲池沿着与心包经密切匹配的经络路线缓慢扩散。
如下图所示:在图a中,荧光素迁移速度很快,早在10分钟时就观察到一条清晰的线,在60分钟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减弱。在图b中迁移速度较慢。值得注意的是,在图b中,PC3(曲泽) 处的荧光先于PC3和PC4(郄门)之间的线性路径出现,显示出曲泽穴位不同寻常的聚集荧光素这种能量物质的特性,这与中医学对于曲泽穴位的特性的描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a:荧光素沿人体经络穴位迁移。荧光素迁移速度很快,早在10分钟时就能观察到一条清晰的线,在60分钟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减弱。(Li, et al. eCAM 2021. https://doi.org/10.1155/2021/5581227)
图b:荧光素沿人体经络穴位迁移,PC3(曲泽)处的荧光先于PC3和PC4之间的线性路径出现,显示出曲泽穴不同寻常的聚集荧光素这种能量物质的特性。(Li, et al. eCAM 2021. https://doi.org/10.1155/2021/5581227)
曲泽穴位是隶属于手厥阴心包经的“合穴”。所谓“合穴”,根据《黄帝内经》记载“所入为合”,也就是指在经脉流注方面好像各处的江河汇合流入大海一样。³⁰¹
三组冥想者中顶枕电极的伽马波振幅明显增加。脑电图伽马波的功率谱密度(PSD),给定频率下的PSD值代表了该频段内大脑电活动的平均功率,单位是微伏平方每赫兹(μV^2/Hz),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的数值。[Braboszcz, C. et al. (2016). Increased Gamma Brainwave Amplitude Compared to Control in Three Different Meditation Traditions. PLoS ONE, 1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70647]。(大纪元)
通过大脑功能MRI扫描解读人的各种情绪状态[Kragel PA et al (2016) Decoding Spontaneous Emotional States in the Human Brain. PLoS Biol 14(9): e200010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2000106]。(大纪元)
2.3 可遗传的精神
精神病人经常有家族病史,有一些特定的基因突变位点。精神疾病基因组学联盟(PGC)完成的一项研究于2014年发表于《自然》(Nature)期刊上,科学家通过曾被诊断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症)的将近4万人的基因与11万没有患过精神分裂症的人的基因做对照,发现了108种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³⁰⁶
精神分裂症有非常显着的遗传特点:亲属关系越近,影响程度越高,一级亲属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最高,二级亲属次高;亲属关系越远,影响程度越低。
所以,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它的一些物质属性还可以反映在基因水平上,还可以一代代遗传下去。
2.4 可转移的精神
医学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心脏移植给另一个人时,接受者往往会改变他移植前的偏好、情绪、性情、记忆甚至个人身份。一个人的精神特征,能随着器官转移到器官移植接受者的身体中。
我们先来听一个真实的医学案例:生命之间的连结不仅仅只是肉体。我们值得重新思考生命的定义。
2.4.1 杰瑞真的死了吗?
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叫杰瑞,他在浴缸里不幸溺水身亡;另一名7个月大的幼儿叫卡特,患有一种罕见的法洛四联症,属于有先天性心脏缺陷,需要器官移植才能继续生活。卡特被植入了杰瑞的心脏。³⁰⁷
杰瑞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她后来反馈说:“卡特6岁了,但他说着杰瑞说的儿语,并和我一起玩。就像杰瑞那样用鼻子在我身上蹭来蹭去。那天晚上我们和他们(受助家庭)住在一起。半夜,卡特进来并要求与我和丈夫一起睡觉。他像杰瑞一样依偎在我们中间,我和杰瑞的父亲开始哭泣。卡特告诉我们不要哭,他说因为杰瑞说一切都好。我和我的丈夫、我们的父母以及那些真正了解杰瑞的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儿子的心脏包含了我们儿子的大部分内容,并在卡特的胸膛中跳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儿子还活着。”
在卡特接受杰瑞的心脏后,每当杰瑞的母亲和卡特相处,她能感受到杰瑞仍然活着。这让她感到很震撼,因为她是一个慎思明辨的人,但这种感受却是真实且无法解释的。
同样的,卡特的母亲也注意到卡特与杰瑞的父母之间建立了一种奇特的连结,卡特的母亲也反馈说:“我还想让你知道一件事。当我们一起去教堂的时候,卡特从未见过杰瑞的父亲。我们来晚了,杰瑞的爸爸和一群人坐在一起。卡特放开我的手,径直跑过去。他爬到杰瑞爸爸的腿上,抱住他,喊道:‘爸爸。’我们曾经目瞪口呆。他怎么会认识他呢?为什么叫他爸爸? 他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在教堂里,他永远不会放开我的手,永远不会跑向陌生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他没有。他说杰瑞去了,他也跟着去了。”
卡特的母亲还说:“我看到卡特走向她(捐赠者杰瑞的母亲)。他从来不这样做。他非常非常害羞,但他走向她,就像他以前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跑向我一样。当他低声说‘没关系,妈妈’时,我崩溃了。他称她为‘妈妈’,或者也许这是杰瑞的心里话。还有一件事触动了我们。我们和杰瑞的妈妈谈话时得知,杰瑞患有轻度脑瘫,主要是左侧。卡特同(左)侧有僵硬和一些晃动。他(移植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是在移植后才出现的。 医生说这可能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但我真的认为还有更多的原因。”
2.4.2 心脏移植后人格改变
自1967年开始第一例人体心脏器官移植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心脏移植的受体的性格和喜好改变的案例。
2000年,夏威夷大学护理学教授保罗‧皮尔索尔(Paul Pearsall)博士系统分析并发布了接受心脏移植之后精神特质改变的现象。上面这个杰瑞和卡特的案例,就来自于皮尔索尔博士的研究。³⁰⁸
与他一起合作的研究者还有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医学、神经和精神病学教授加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博士及亚利桑那大学助理临床教授琳达‧拉塞克(Linda Russek)博士。
他们对10名接受心脏(或心肺)移植的“受者”(性别7男3女,年龄从7个月至56岁)以及他们对应的10名“供者”(性别5男5女,年龄从16个月至34岁)的家人、朋友进行访谈,并对访谈的录音进行逐字笔录。结果发现,器官接受者发生了有规律性的改变,包括对食物、音乐、艺术、娱乐和职业偏好的变化。
皮尔索尔观察到,心脏移植受者似乎最容易发生性格变化。在访问了捐赠者的家人并收集了接受者及其家人的信息后,作者观察到每个案例都有2到5个相似之处。
2019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医学博士米切尔‧利斯特(Mitchell Liester)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其论文《心脏移植后的人格变化:细胞记忆的作用》(Personality Changes Following Heart Transplantation: The Role of Cellular Memory)发表在《医学假设》期刊(Medical Hypotheses)上。利斯特发现了器官移植接受者变化的大量证据,包括(1)喜好的变化;(2)情绪/气质的改变;(3)身份的改变;(4)捐赠者的生活记忆。³⁰⁹
许多器官移植接受者的喜好、性格、记忆甚至对自己身份的定位都变得跟供者生前类似。
1. 食物:一名以前喜欢吃肉的29岁妇女在接受一名19岁素食捐赠者的心脏后,只要一吃肉就会呕吐;一位之前进食正常的47岁男性在接受一名有厌食症倾向者的心脏后,也会在进食后经常感到恶心,直到吐出来症状才缓解。
2. 音乐:一名以前不会演奏音乐的18岁女孩得到一名弹吉他的男孩的心脏之后,感觉必须要学习弹吉他;一名以前讨厌古典音乐的47岁白人男性接受了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的心脏,开始喜欢古典音乐。
3. 艺术:一个从没想去博物馆的25岁男研究生接受了一位24岁女风景画家的心脏之后,突然变成了艺术狂热者。
4. 运动:一名以前喜欢游泳的9岁男孩接受了一名死在游泳池中的3岁女孩的心脏后,对水产生了厌恶。
5. 性格:一个心脏接受者说:“新的心脏改变了我……我得到的心的那个人是一个平静的、不忙乱的人,他的感觉现在已经传递给我了。”
6. 身份:上面讲述的杰瑞和卡特的案例就属于身份的转变。一个5岁的男孩在没有预先被告知的情况下,知道他的捐赠者的名字和死亡的所有细节。一位19岁的心脏接受者在接受了另一位同年龄的女孩的心脏后说:“我把她当成我的妹妹。”“我在晚上或难过的时候和她聊天。我感觉到她在回答我。我能感觉到‘她’在我的胸口。我把左手放在那里,然后用右手按它,就像我可以和她联系一样。”
7. 与捐赠者相关的姓名和感官体验感知的记忆。例如,一名捐赠者被枪击中面部而死,接受者则梦见自己脸上闪过热光。
利斯特发现,心脏移植接受者最容易发生这种变化。他认为大脑和心脏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心脏中复杂的神经元系统通常被称为“心脑”。
研究者认为,心脏移植接受者精神特质的变化,用细胞记忆解释起来比较合理。《医学假设》的文章还讨论了心脏移植后的精神特质变化的原因,认为心脏移植后受者获得供体人格特征是通过细胞记忆的机制产生的,并提出了六种类型的细胞记忆机制,有六种可能的记忆存储机制:表观遗传记忆、DNA记忆、RNA记忆、蛋白质记忆、心内神经记忆和能量记忆。
如果精神本质上不是一种物质、不能转换为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物质成分,怎么能被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和器官等物质结构记住呢?
在获奖作家詹妮弗‧弗雷泽(Jennifer Frazer)撰写的一篇《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文章中,有证据表明细胞“记住”的东西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指出,“许多细胞记忆存在的证据相当明确。“我认为是时候应该让我们抛弃关于细胞能够做什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不是抛弃出乎意料的实验结果。”(I think it’s time for us to throw preconceived notions of what cells are capable of out the window, rather than unexpected experimental results.)³¹⁰
美国达拉斯医院医学城前任主任、《探索:科学与健康杂志》的编辑拉里‧多西(Larry Dossey)博士提供了除了细胞记忆假说之外的另一种解释,即“非本地意识”(nonlocal mind)。这指的是一种超越特定空间点和时间点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受限于身体或大脑。
作者认为这种理论还能帮助解释转世轮回现象。转世轮回中的记忆和特质在没有器官移植的情况下,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体传承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提示出器官移植可能只是附带而非必要条件,真正的传承是通过“非本地意识”实现的。³¹¹
科学家解释说,我们的思想或性格也像一种物质,被储存在我们的身体器官中,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精神或思想这类物质的载体而已。
如果精神不是一种物质,怎么能被我们身体的大脑或心脏等器官储存、记忆甚至转移呢?精神的这种物质属性非常重要。只有当我们都能了解并认清精神的物质本质,我们才能最终解答人类起源的终极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三、精神相对独立于大脑而存在
精神作为一种物质,是人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成分。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精神有一个显着的特征──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相对独立于大脑而发挥功能,甚至脱离人的身体而独立存在。
3.1“修女研究”的启示
为了探讨西方社会阿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的发生机制和预防方法,美国流行病学家大卫‧斯诺登(David Snowdon)博士于1986年开始主持了一项经典的“修女研究”,这是一个长达30年的纵向研究。
这项研究选择了678位美国罗马天主教圣母学院的修女作为参与者,因为她们有相似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教育程度和医疗保健,并且愿意在死后捐赠自己的大脑供科学家分析。
这项研究发现了一些惊人事实:即使大脑已经出现阿兹海默症的病理性变化,例如出现类淀粉蛋白沉积和神经纤维缠结,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失智的症状。
一些案例显示,即使脑部已经相当退化,这个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出现失智问题。玛丽修女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尽管她的大脑有大量的阿兹海默症的典型病变,例如神经原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和老年斑块(senile plaques),可是她在101岁去世前,仍然拥有很高的认知测试成绩。³¹²
研究者发现,有一些因素可以保护这些修女抵抗阿兹海默症的影响。这些保护因素大多与她们的精神方面的因素有关。根据对修女早年写的自传的评估,如果早年思想密度(idea density)比较低或者语法复杂性(grammatical complexity)比较低,则她们的晚年认知测试分数也比较低,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神经病理学证实,死去的14名修女姐妹中,所有早年思想密度较低的姐妹都出现阿兹海默症的症状,而思想密度较高的姐妹则没有。³¹³
另外,修女们大多生活在一个充满支持和关爱的社区中,并且与其他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比较良性的社会互动,有助于减少压力、孤独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并且促进大脑健康。
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心理与临床语言科学学院教授内塔‧韦恩斯坦(Netta Weinstein)与其他专业人士一起,通过进一步研究这些修女年轻时在人生关键时刻撰写的自传体文章,来探讨自主取向与长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修女的良性自我调节行为方式,包括有选择性地加入修女团体并且坚持不懈、自我反思、从挑战和克服困难中学习和成长等等行为方式,与修女的长寿之间存在相关性。³¹⁴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说明了当大脑结构上发生病理改变,该大脑的功能性衰变不一定会发生。人的精神状态,不是必然由肉体决定的,而且似乎还可以帮助抵御结构病变的可能后果。
3.2 “无脑人”研究
1980年《科学》(Science)期刊讲述了一个惊人的医学案例³¹⁵:
一位大学生成绩优异、获得过一等数学荣誉学位;他的智商高达126(高于普通人,一般平均100),也有完全正常的社交能力。
有一次,医生注意到他的头部略微大于正常人水平,就给他做了一个大脑扫描。结果医生惊讶地发现:这名学生的大脑组织严重萎缩,只有1毫米厚──而正常的大脑组织有4.5厘米厚。这学生患有严重脑积水后脑萎缩,几乎是一个没有大脑的人,俗称“无脑人”。
正常人的头颅内有左右脑和脑脊液。脑脊液是一种在脑和脊髓内合成并且不断循环的透明液体。但是有一群人得了一种叫做“脊柱裂”的病,导致脑脊液在大脑中只进不出,不断储积在脑内,造成脑积水。大脑的其它组织在积液的压迫下不断变薄,导致正常脑组织被脑脊液取代──严重的患者甚至只剩下非常少量的大脑。
这位学生的情况并非个例。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儿童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脊柱裂治疗中心之一,谢菲尔德大学的神经学教授约翰‧罗伯(John Lorber, 1915—1996)是一位专门研究脑积水的专家,他系统地分析了六百多名脑积水儿童的案例。这些儿童有些病情轻微,有些病情严重到95%的大脑被“水”占据。
3.3 人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
“无脑人”的案例提醒我们,人类迄今对大脑运作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我们通常认为人的精神产生于大脑、人的思维全靠大脑在控制,其实是错误的。逻辑学上的归纳法可以“证伪”一个理论,只要有一个确实的几乎没有大脑并且工作效率正常的案例,就基本能证明人是靠大脑在工作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证伪)。
如果人的意识、认知能力、智慧不来自于大脑,那么,人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
有很多神经科学家看到罗伯教授的研究后,提出了人体可能存在看不见的“深层大脑”,认为大脑的功能并非只是由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大脑皮层执行的。
伦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帕特里克‧沃尔(Patrick Wall)评论道:“数百年来,神经学家一直认为他们所珍视的一切有关大脑功能的发现都是由大脑皮层执行的,但实际情况是,很多被认为属于大脑皮层的功能,很可能是由大脑的深层结构执行的。”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贝斯以色列医院的神经科医生诺曼‧贾许温德(Norman Geschwind)认为:“毫无疑问,大脑的深层结构对许多功能都很重要。”
英国利物浦大学神经生理学教授大卫‧鲍舍(David Bowsher)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大脑的深层结构比目前认为的更重要。”
2006年美国学者杰‧阿尔弗雷德(Jay Alfred)在他的著作《大脑和现实》(Brain and Realities)中提出“看不见的大脑”³¹⁶,在《我们看不见的身体:微妙身体的科学证据》(Our Invisible Bodie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Subtle Bodies)中总结了人有“看不见的身体”的科学证据³¹⁷。
针对“无脑人”的现象,英国生物化学家唐纳德‧R‧福斯(Donald Forsdyke) 于2015年提出:“意识可能‘以某种极其微小的亚原子形式被储存’,而这些物质成分对生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而言还是未知的,或许它被存储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当谈到体外记忆时,我们就触及到了比较抽象的‘心灵’‘精神’领域,涉及相应的形而上学意义。”³¹⁸
3.4 诺奖得主提出精神或灵魂独立于大脑而存在
上面提到的种种生命现象,是现代生物科学无法解释但又无法回避、必须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对大脑和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意识问题”,被许多人认为是神经科学的终极问题。一位享有盛誉的荣获196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神经科学家,在上个世纪就非常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Carew Eccles, 1903—1997)当年以医学一等荣誉毕业于墨尔本大学。1925年他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罗德学者,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1927年埃克尔斯获得自然科学一等荣誉,成为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 1857—1952)³¹⁹的研究助理,研究神经反射,并与谢林顿一起发表了8篇论文。埃克尔斯专注于神经系统的突触传递,他的研究成果帮助他获得了196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埃克尔斯爵士认为所有证据表明,人的“意识”和“大脑”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人类拥有一种非物质的、独立于大脑的意识──“灵魂”。意识包括我们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他认为“灵魂”和“大脑”的关系可理解为被造物主创造的两个完全同步的平行运动的手表,证明了造物主非凡的创造力。³²⁰
中国精神病学专家、享受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冯志颖教授和刘建勋教授,1992年在《中华精神神经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中的濒死体验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当一些人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下,仍然能清晰观察到周遭发生的一切,甚至从体外看到自己的物质身体。这使他们认为,人除了拥有肉眼可见的物质身体之外,还有一部分“看不见的身体”,而且那部分“看不见的身体”──“灵魂”可以从肉体中脱离出来。我们会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这个话题。³²¹
对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濒死体验的研究发现,看不见的身体可从肉体中脱离出来。(大纪元)
3.5 精神是大脑的指挥官
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至今不清楚人的意识来源于何处,而大脑很可能以一种我们想像不到的机制在工作、发挥效用。
2013年在日本和德国进行的一项研究³²²,使用了当时世界上第四快的富士通超级计算机K来模拟人类大脑活动。该研究使用了超过70万个处理器核心和1.4百万GB的记忆体,模拟了17.3亿个神经元和超过10万亿个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之间的交互作用。这相当于人类大脑神经网络的1%。该研究发现,K计算机需要40分钟才能模拟相当于这些神经元和突触上一秒钟的大脑活动。2013年科技新闻网站GigaOm.com也对此进行了报导³²³。
这项研究是在人类大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的框架下进行的,该计划是一项欧盟资助的十年期科学计划,旨在利用超级计算机来模拟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³²⁴
人的大脑是一个非凡卓越、高效的信息存储和处理系统。大脑高效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如何具备的呢?³²⁵
从分子细胞的层面上看,大脑细胞主要包括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君主和辅佐大臣之间的密切关系。人脑平均含有8.6×10¹⁰个(860亿)神经细胞和8.5×10¹⁰个(850亿)神经胶质细胞。
突触是神经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大脑细胞(又称“神经元”)之间的一种主要连结,在大脑处理信息、参与学习、记忆等各种神经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人脑中大约有平均2.4×10¹⁴的突触,能以4.3×10¹⁵尖峰/秒的速率处理信息,从而能够以5.5×10¹⁶位(bits)/秒的速度处理数据。
超级计算机模拟还只是基于神经细胞和突触之间的电信号,并没有考虑其它影响大脑活动的因素,例如神经元内部和外部的化学物质、基因表达、血液流量等等。
大脑这种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蕴藏的智慧,与人工智能显然有天壤之别。其实,人脑和电脑有本质上的区别。大脑的发达显然不是达尔文的进化假说所能够解释的,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从逻辑上分析,要一种远远超越人的智慧的、一种高级生命才能设计创造出来。
但问题是,为什么人的大脑要被设计成如此高效的处理和加工信息的工具呢?
前面提到了精神是一种物质,精神与大脑相对独立,而精神通常通过大脑来控制人体,所以,大脑需要高效处理来自精神的信息,而且借助一种目前我们人还想像不到的、特殊的机制在运作着。
大脑结构虽然可以大部分消失,但因为处理“看不见的”精神信息的机制仍然存在,所以人还能照样学习、生活和工作,比如前面讲到的“无脑人”和修女的例子。而在新冠疫情当中,一些新冠患者的大脑被病毒损伤了2%~3%,就出现了认知障碍等各种症状;一些失智症患者由于部分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³²⁶。这是什么原因?或许关键区别在于人看不见的“深层大脑”有没有受到损伤。
如果把大脑比喻成一台电脑,精神就可以比喻成操作电脑的“主人”。精神就像一个司令官,通过给大脑输入信息指令的方式,指挥大脑运作。而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精神层面的信息非常复杂,需要大脑高效地处理,所以人的大脑必须具有强大的运作能力,才能有效地接受和处理来自精神或灵魂的信息。
精神与身体的合作,就像木偶戏,舞台上的木偶好比“身体”,后台操控木偶的人好比人的“精神”。人世间犹如一个大舞台,人的身体在舞台中表演,但在后台操控身体的那个“精神”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主角。
3.6 人的精神不可能进化而来
人除了人眼看到的器官结构之外,还有人眼看不到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精神和灵魂。既然这些都是人体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回答人的起源的问题上,我们就得一起综合起来考虑,而不能仅仅只片面考虑人体的物质结构。但精神和灵魂都被进化假说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或避而不谈。
英国化学家和作家大卫‧琼斯(David Jones, 1938—2017)于2001年9月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诙谐地探讨了这个主题,他认为,如果灵魂是进化而来,就会用逻辑推理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³²⁷
琼斯指出,基因被认为是导致人类和其它动物不同的重要分子基础,那么人的灵魂是由什么基因编码的呢,人类的基因组已经完全被测序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一个给灵魂编码的基因呢?
此外,我们上面已经论述了,人的精神是一种独特的物质、是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物质、是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但是,达尔文从未论证过人如何“进化”出精神的过程。
这是达尔文“进化假说”的一个重大缺陷,实际上精神和灵魂根本不是进化来的。(待续) △
《透视“进化论”》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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