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是1996年前英国《卫报》驻北京记者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出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这本英文专著。人们由此才较全面地了解了那场饥荒的内幕：第一，死亡数字高达4,000万！仅河南、安徽、甘肃、贵州、四川五省，就有2,140万人死亡。第二，这场所谓天灾，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人祸”！

第二本是2008年北京资深记者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在香港出版的80万字的专著，对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做了详尽深入的调查。杨的结论是，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另外该书提供一个新资讯：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

第三本是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的《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这本英文专著于2010年7月在英美同时推出。冯克生于荷兰，原在伦敦大学任教，目前为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他近年到中国做了长达三年的档案调查。和前两本专著相比，冯克的书有五个独特之处：

第一，提出较高的死亡人数：4,500万。

贝克尔推算的死亡数字是4,000万，杨继绳是3,600万，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 4,040到4,319万之间。而冯克提出的4,500万这个死亡数字，是目前这个领域研究中最高的。对于怎样得出这样的数字，冯克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时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

第二，6-8％不是死于饥饿。

虽然上述专著等，也提到中共当局在“饥荒”中镇压造成的死亡，但冯克首次提出具体数字：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

冯克专著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描述这6-8％的死亡方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后一部分阅读起来会较为困难，叫做死亡方式。关注­人们是怎么死的，及死亡的原因。事实上6-8％的受害者被残暴的打死，他们被活埋­，被泼洒粪便，或者被铁丝绑住并打死。疾病在那个时期非常流行，通常都完全没有治疗。­还有意外发生。当然还有人自杀，因为他们无法应付那些苦闷、痛苦和破坏性的手段。”冯克在书中说，只是在河南信阳，死亡人数就超过100万，“67,000人是被砖头砸死的。”

第三：95％是人祸：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那场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提出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由于大饥荒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由此导致毛泽东对刘的嫉恨，文革中，刘遭毛整肃，最后迫害致死；“人祸说”是祸根之一。

虽然贝克尔等外国专家，杨继绳等中国学者，也都认为那场“大饥荒”其实是一场人祸，但冯克根据他的调查，提出更具体而强烈的指控，认为不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是95％是“人祸”，等于把这场灾祸完全定性是“人为政策”造成的。

第四点：整个共产党是罪魁：

对六十年代这场大灾难，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应由当时了解实情但仍一意孤行的毛泽东负责。但冯克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不仅毛要负责，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要为这起巨大的灾难负责。­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那个一路强制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从来不会发生。”

第五点：人类历史之最，现有专著是“一角”：

大饥荒时担任河南信阳市长秘书，后来从中央水利部退休的馀德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家乡、甚至自己家里的小规模屠杀：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衣服被人扒走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活下来的人后来说那是被饿狗吃了。但馀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噎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是被当地居民吃了。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冯克在他的书中提出，由人为的政策造成四千多万人死亡，这种惨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是邪恶之最！但他认为（因中共封锁新闻，无法获得当年全部资料），自己的书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真相，只有共产党被结束，中国有了自由之后，人们才会真正知道。

但即便如此，六十年代曾任英国驻华大使、中国文革的见证人之一、《中国：世界里的狼？》的作者乔治.华尔顿（George Walden）在书评中说：冯克的“编年体《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发表之后，没有人再能为时髦的‘毛主义’找到任何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