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许多枪击案件不同，中国新近发生的一系列校园血案中的凶手，目前被认定有精神病的只有一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这些人正是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被社会彻底抛弃且失去抗争能力又极度不甘被湮灭的群体，他们需要用报复社会来表达呐喊，借别人的血来祭奠自身的不幸。在自己的墓碑前，他们期待一同刻上别人的名字，并让社会的良心长期受到谴责。他们是一群疯狂的暴徒，也是疯狂社会的亡命之徒，他们被输光了家当，输光了前程，然后最后用带着寒光的屠刀，给这个社会留下惊心动魄的惊叹号。

我们谴责暴行，但最应该受谴责的不是暴徒，而是把暴徒逼进校园的野蛮体制以及靠着这个体制天天吃香喝辣的利益团体，他们才是真正的凶手。是他们把良民逼成了暴民，把顺民逼成了刁民。中国庞大的“截访”机构堵住了社会最后宣泄的场所，中国密而不漏的新闻管制，强行剥夺了民众最基本的知情权。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没有经历过选举洗礼的“革命党”，终日还在做着“执政万万年”的黄梁美梦，他们曾经放言“要为全人类的解放不惜献出一切”，而老百姓们看到的却是，他们为了掠夺人民的财富已经变得几近疯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但是，这个政府还厚着脸皮说什么正在构建“和谐社会”。今天，分配不公导致所产生的严重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最后底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更可怕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出现了“富二代”和“贫二代”现象，百姓正在变得绝望：富人的孩子继续享有财富和机会，穷人的孩子则永无翻身之日。用升学来改变人生已经变得越渺茫，毕业即失业已经是人人必须面对的现实。科举制度只是在改变古人的命运，对于21世纪的草根民众，那只是一段远古时代草鸡变凤凰的佳话。

目前，一些系列的校园凶杀案只是极端人群以犯罪的方式给执政者敲响的警钟。而目前给学校配备警犬、钢叉、保安只是治标难治本的权宜之计。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对今天的中国无异于一场中华民族的新救亡运动。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那么六十多年来，中国政治被一个起源欧洲的邪教政党独家瓜分了。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天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遭受着比西方列强凶狠百倍的中共太子党既得利益团伙的瓜分。内贼比之外寇，其手段更加凶险、程度更加野蛮，破坏更加惨烈。金融、煤炭、水利、电力无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全国70%的财富被0.02%的一小撮人所有。

今天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民众正在成为利益团体以及外国买办随意挤压的“奶牛”，老百姓的身上插满了被掠夺着财富的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利益团体的腰包，继而又变成了美国的国债和个人的存款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从而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彻底掏空了中国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和环境基础。

如此不公不义的背后，是一个僵硬的、腐朽的、反动的、恶名昭彰又被历史反复证明是泯灭人性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强加到中国人头上六十多年，曾经造成了数千万华夏儿女非正常死亡，但是，今天的中国当政者却依旧怀抱这具政治僵尸、背着这筐政治垃圾，不顾文明世界的掩鼻，不顾社会潮流的唾弃。

试想，如果暴徒刺死的是一群官员的孩子，那么很多人对凶手的憎恶就会减半；如果暴徒杀死的是某个特定贪官污吏的苗苗，那么很多人的憎恶就会变成赞美。杨佳杀死的也是无辜的公安干警，但是却获得了民众的称道，这不是人心的冷酷，而是因为不相干人的鲜血已经打动不了被这个体制的凶残稀释了的人们的怜悯，人们以偏执的心态，实现某种心底的良心清算。按照这个思路思想下去，以后的中国贪官们或者不法奸商们，将和中国的平民百姓一样“共同赴难”，这个难，对民众来说是生活之难，对那些利益团体来说是“财富和生命的安全”之难，财富带给他们的只是片刻的风光，而已弥散在他们周身的个人安全甚至家庭绝后的危险，正令他们寝食难安。

“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句话从中南海里喊出来是那么滑稽和勉强。面对新的救亡运动，中共需要做的不再是借以花言巧语苟且度日，而是准备怎样向国民忏悔以及实现尽可能减少社会成本的自我了断。

（文章有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