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凌晨6:20：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目击者们迅速上前抢救一位靠在栅栏上的伤员。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资料来源：《观察家》杂志
【人民报消息】枪声唤醒了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两点多钟，我忽地醒来。街上时断时续的枪声使我明白，局势已经恶化。我坐起来，马上记起昨晚临睡前向家人许下的「绝不去广场」的诺言，我蹑手蹑脚地穿上衣服，生怕妻子听到动静会吵嚷起来，不让我出门。 街上行人并不多。我骑车来到北京商学院附近，大学生们的广播在不时提醒：军队的装甲车已在建国门轧死了两个人，「脑浆崩裂」，而对于枪声更紧的远处的情况，广播只是含糊地报道说：「伤亡惨重」。 我骑车到了呼家楼附近的一个路口，几辆公共汽车缓缓地从人群中开出，已上了车的人们都在齐声叫着：「中国人，上来！中国人，去广场！」我到了长安街东口，看到的就完全像电影中的场面了。路障不止是设在路口，一排排的大型车辆、隔离墩和能找到的障碍物全被摆在马路当中，一群群人在黑暗中激动地交谈，不少人都为刚开过的那辆装甲车竟能那么轻易地冲过路障而惊讶，也有不少人在默默地但又很迅速地向着天安门广场走去。 「人民军队」的枪口对准人民 我也在不停地向前，绕过一处处路障，在南池子路边，我放好了自行车，来到和军队对峙着的人群中。前方六七十米，是军队展开的警戒线，他们用枪弹在公安部门前到南池子路口划出了一道分界，这条界线的宽度足以保证他们不被石子和玻璃瓶打着，不断有人被三轮车拉走，他们都是企图越过这界线向军队投石块而被子弹击中的。 对面，数百名军人迎着我们，平端着枪，蹲着。他们身后，是天安门前那段宽阔的路，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辆装甲车还在燃烧。对广场上学生们的包围圈已压缩到纪念碑前。 我和几千市民坐在路中央，背后是更多的站着的人。人们不断地呼喊着口号。每当军队用冷枪射击那些扔石头的人，人群就齐声高叫：「法西斯！」「不许开枪！」相持了二十分钟，愤怒和焦虑聚集得够了，人们陆续在口号中站起来。 终生难忘的画面 在我的左边，忽然起了一阵骚动，一个女孩子挣脱了几支劝阻的手臂，冲开人们的阻拦，高声叫喊着，冲出队伍。看她的年龄，她该是个大学生，或许是要去解救已被围在纪念碑前的那些同学，或许是因目睹了一幕幕残忍的屠杀，已变得不顾一切了。她径直向前奔去，甩掉了碍事的高跟鞋，似乎对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事物也不再有一丝眷恋，迎着前方由士兵和枪口组成的整齐冰冷的「警戒线」，去了。 「你们杀吧！」在一片愤怒的嘈杂之声，她留下了自己高吭尖细的喊声。 人群也激动起来，像是听到了什么命令，人们叫着、喊着向前跑去。 对面，不愧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排子枪及时响了起来，跑在最前边的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成了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个倒在枪口下的人，她向前伸展了一下双臂，然后，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一幅我终生难忘的图画：在黎明前的最后那段黑暗中，一个苗条的身影迎着无数喷着火的枪口，跑在人群的最前边，飘动的白色衣裙像一面旗帜。 救人与被救 枪声响起来便不再停歇，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我向前跑得并不很坚决，在右胳膊挨了一颗子弹之后，我便站住了，当时伤处并不很疼，但我清楚，这是死神打的招呼。我想退下来，但身前身后一片愤怒的呼喊和叫骂声使我不愿后退。前面，三四百条枪在有条不紊地射击。看不到士兵，只有子弹出膛冒的火，很多子弹打在坚硬的路面上，擦出一条条明亮耀眼的火花。这些从地面弹起的子弹到处乱窜，从而增加了杀伤力。 在我前边，那个被射杀的女孩旁边，又倒下了一个穿背心的青年，我打算上前救下这个人，因为我二十年前学的战地救护的要领还记得很清楚。但我把其他的战术动作全忘了，没有卧倒，甚至没有弯一下腰，所以我刚到他身边便又中了一枪，左腿奇怪地一软，我竟重重地砸在那垂死的人身上。我托起他的头：「我来救你回去。」因为砸了他一下，心里对他总有些歉意，但他的脸上毫无表情。我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让他的头部枕在我肚子上，我开始仰卧着带他向后爬。但只爬了一步，我便尝到了骨茬刺到肉里的滋味，我疼得大张开嘴，头向后一仰，躺在地上喘起粗气来。 枪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了下来，一群人叫喊着拥上来，四个人抬起我，在手忙脚乱中，我的腿被重重地搬弄了好几次，我疼得乱叫，更让我害怕的是，血一直在汹涌地流着，我指给他们看，马上便有人脱下一件Ｔ恤递过来，慌乱中给我系在大腿上，并把我放到一辆车上。 受伤的人太多了，车厢里每上一个人，我都要被重重地碰几下，我不停地提醒那些忙乱的人，我叫着叫着，发现在这辆车上我其实只能算是轻伤员，其他满身血污的人都已没有了叫喊的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恐怕未必能坚持到医院。 车开动了，在满是路障的东长安街上，车只能走走停停，一个站在车头上的小伙子用哭哑了的嗓子对聚在路上的人群叫骂着：「快清路障！Ｘ你们妈！别光傻站着，人都快死啦！」 那些被喝斥的人顾不上计较，互相吆喝着，喊着号子，推开横在前边的大客车，一辆又一辆。 我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大周折才将车开到医院，虽然同仁医院距离南池子并不远，但这一天的路不能按里程计算远近。 白衣天使对屠夫的诅咒医院的秩序比街上稍强一些，我大概是第二个被抬下车的，担架车推我到走廊时，刚送走第一个伤员的大夫过来检查我的伤，他看了看我的腿，问了几句诸如是什么伤，怎么伤的，在什么地方，然后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一下，转身又去看下一个推来的伤员。穿白大褂的大夫、护士都在匆匆地来回走着，一边忙着，一边咒骂，护士们用「王八蛋」「畜牲」这类词汇来发泄她们的愤怒。 腿部受伤只能算是轻伤，我先被送进一间病房等候手术，同屋有一个体育学院（师大体育系？）的学生和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壮汉。学生是个健壮的高个子，躺在那里都能显示出他的魁梧，但却在不停地哭，完全不理睬护士们的劝慰，于是护士不再阻拦一直要进来看看他的几个同学。同学们怯怯地走进屋，围在他身旁，想不出安慰的话，只是不住地说：「别哭了，别哭了！」护士悄悄地告诉我，他的右腿完了。我不敢想像，对一个学体育的孩子来说，这是个多么残酷的现实：一颗谁也不用负责任的子弹飞来，一下子就中断了他的理想、抱负，他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适应今后的新生活--一个伤残人的艰难生活。 我也在担心自己的腿，腿肚子此刻已肿得皮球一般。我记得曾听人说过，如果肿得利害就说明骨头没大事，但在他们抬着我在大街上奔跑时我分明听到了骨茬相错的声音。 奇特子弹的威力 旁边躺着的那个壮汉也是被打穿了小腿，每当有大夫进屋他都叫：「我的血怎么总是流个没完？」 子弹并没有伤到他的骨头，大夫一针就缝上了弹孔，然后，让他翻身准备缝子弹的出口，但擦净血污后女大夫就愣住了，我欠身看去，在粗壮的腿肚子上竟是一个茶杯口大小的圆形伤口，伤口处皮肤全不见了，血一点点地从那片红色的肉丝上渗出，在同仁医院实习的一个北京医学院的女学生干呕起来，护士急忙叫来的一个男大夫也一时想不出办法，大家一起束手无策地看着这古怪的伤口和疼得扭歪了脸的伤员。有人说这是「炸子」，有人说这是当兵的在子弹头上蹭了油。其实这正是国际公约禁用的「达姆弹」。中共「绝对领导」的军队，竟然用这种子弹对付人民！ 大家都在想，军队疯了吗？ 几天前，军人们还在要求人民「理解」他们，可是今天，这些自称「子弟兵」的「人民解放军」，却变成了充满仇恨的刽子手！ 医院渐渐从最初的慌乱中恢复了秩序，Ｘ光机也开始工作了，我被推去照了片子，子弹在我的胫骨顶端穿了一个洞，大夫指着片子告诉我：你的胫骨整个给震酥了，所以抬你的人一扳胫骨就从中间折断了。 担架床通过拥挤的走廊，把我送进了手术室，走廊的长椅上躺着、坐着数不清的用各种方法包扎起来的伤员。 我躺到了手术台上。由于在大夫们给我接骨和缝伤口时都没有打麻药，我抖得一塌糊涂，不是打战，不是颤抖，而是因胫骨的断茬在肿起的肉中相错引起的剧烈的抖动，连床似乎都跟着摇晃起来。我知道这样会给大夫操作上带来困难，但我忍不住。倒是大夫看出了我的歉意，对我说：没关系，抖你的，想嚷就嚷两声！ 大夫是个挺健谈的人，他告诉我，因为没有血浆，很多胸腹部受伤的手术全不能作，都躺在楼上的手术室里等死。他说他是受不了才跑到楼下来的。 老幼都难逃毒手 在手术室外边。我见到了多少受伤的人已数不清了，只记得在被打伤的人中有两个小孩，女孩大约十岁，哭得很凶，大夫们都不大敢去碰她被子弹打穿的那只胳膊；男孩是稍后些时候被送进来的，不哭，大家纷纷夸奖他，用「看小弟弟多勇敢」这样的话来激励女孩。男孩的手掌被子弹从正中穿过，大夫们都清楚：这只小手被毁掉了！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鼻梁骨被铁棍打伤了，包扎处理后便到处向人们讲他的故事，走廊里不断传来他鼻音很重的声音。他在前门看着军人殴打排着队撤离的学生，打得很惨，忍不住上前劝说，一个不耐烦的军人回手也给了他一棍。这位经历过“旧社会”的老人实在是想不通：「我这岁数给他们当爹都富余，说他两句都不行？」 天亮了，虽然阴得很厉害，还是亮了。军队的枪声一直不断，医院里也就不停地有伤员送进来，我不能再占着手术室的这个位置。一张担架床推着我，在整个一层楼到处寻找新处所。 病房见闻 我和学生们住到了一起。这是个小病房，三张床，靠窗的是一个师院的学生，另一张床上是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天津大学这个学生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处没遭毒打的地方，当护士们洗去他身上的血迹时，皮肤上便全是青紫色的瘀斑。他因为拍摄武警打人，被乱棍打倒，后来，在武警们离开时，一个眼尖的家伙看到他还活着，叫道：「这个还动呢！」于是四五个武警又给他补上一通拳脚棍棒。 我不停地向每一个新来的人问起广场上那些学生的情况。有一个北大的学生是来献血的，他从同学那里得来的消息是留在广场的最后一部分同学「全遇难了」。他说，当军队包围了这些最坚定的学生时，学生领袖还在要求同学们静坐，不要给当局以杀人的借口。但此时军队已不需要什么借口，他们用铁棍疯狂地毒打学生，很多人被打得不能动了，也不许救护。 一边是热心的人民 一边是冷酷的野兽 不时有青年人来献血，有被泥水血污涂抹得肮脏不堪的人一趟趟地送来伤员，还有一对老夫妇提着一个保温桶，给伤员送粥和鸡蛋。在冰冷严酷的现实中，人们之间用关心和同情相互温暖着。医院里的这种气氛极大地鼓舞了我，伤口虽说还在一跳一跳的疼，却不再那么难忍了。我开始觉得渴，觉得饿，我很节省地喝着大夫给我的一瓶注射用的生理盐水。我清楚此刻医院没有更多的能力来照顾她的伤员。当手术室的大夫给北京血库打电话联系血浆时，我就躺在一边，遭到拒绝的大夫愤怒地叫道：「你们要是不给血，我就把伤员都拉到你那儿，让伤员死在你们面前！」对方的回答冷漠而固执，「你拉来也没用，我们已接到命令，一滴血也不能给！」 枪声已很近了，大夫们催促那些能走动的伤员快些离开，「当兵的进了医院不定会干出什么事呢！」一个小伙子问了我家的电话，急冲冲地走了，半小时后他又跑回来找到我，让我不要着急，说他已打通了电话，还告诉我，他又救回来一个人，是在崇文门附近。 病房里那个师院的学生被同学们从昏睡中叫醒，他们扶着他准备离开。令人担忧的是那个天津大学的学生，他在北京没有亲人，同学也被冲散了，大家都担心他即使不因伤重而死，最后也要落入戒严部队手中。 外面的枪声、飞机声一直没断。新进来的伤员中已很少有学生，这些满身血污的人在回答大夫的问话时都响亮地说：「我是市民！」市民，这个委琐的名字，似乎永远只代表自私和目光短浅，可今天，在北京，它有点顶天立地了。 「六四」的血，永远洗不掉！ 六月四日，一个新的纪念日。这一天，中共用人民的血把北京变成了一个地狱。不管它们用多少水来冲洗，也洗不掉那些血痕！尽管它们把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都挖掉路面重新铺设，也挖不掉它们屠城的罪证！ （笔者附言：本文写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左右。） 摘自（争鸣杂志 ）略有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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