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续高僧传》，慧远俗姓李，是南北朝至隋朝早期在净影寺修行的高僧。后人将他与天台宗开山祖师智颐和三论宗创宗者吉藏合称为隋代三大师。

在南北朝时的北周和北齐佛教很盛行，寺院僧人众多。但北周武帝宇文邕自己不信佛，而且诏令灭佛教。他的目的是想以此使国家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增加国库税收。到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武帝想接着把废除佛教的政令推广到北齐境内。他来到邺城（北齐国都，今河北临漳县境内），亲自主持讨论三教废立的大事，目的在酝酿灭佛教。当时被召集在场的北齐高僧有五百余人，慧远也在其中。

此时武帝以君主的身份和大家“商讨”三教废立之事，况且在此之前已在北周颁诏消灭佛教了，与会众僧当然都心知肚明，武帝不过是要个好听的借口，宣布消灭佛教的诏令而已。如有一言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武帝数落了佛教之后，大殿下一片寂静。忽见慧远和尚高声抗辩，据理力争。这北周武帝本是个文武全才，颇有些才学，但一时间竟被说的无法还口。

趁着武帝沉默的空档，慧远进一步劝说道：“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佛教名词指佛、法、僧），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大怒，眼睛直瞪着慧远说：“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慧远摇头道：“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百姓当共陛下同堕地狱，何处有乐可得？”武帝不听劝告，在原北齐境内铺天盖地废除佛教，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庙产入官，僧尼勒令还俗。幸好这武帝并非睚眦必报者，事后并不追究，慧远得以远遁山林，继续修行，并无性命之虞。几年后，到隋文帝时慧远已成为天下有名的高僧。

当今的史学家往往把彼时慧远之警戒武帝，视作以地狱威胁对方。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这些史学家站在无神论角度来揣度慧远。实际上慧远乃有道高僧，自然对佛法深信不疑，深信破坏佛法要入地狱，是不变的天理。眼见皇帝要入地狱，佛家以慈悲为怀，自然舍命相劝。而武帝对佛法则坚拒不信，所以敢说哪怕自己下地狱也值得。当然不信归不信，有没有因果报应也不是皇帝就能决定的。我们等下再回过来说这个话题。

那为什么慧远又说“百姓当共陛下同堕地狱”呢？这是因为一旦“政府下令取缔”，所以肯定会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跟着起哄，作践经书、僧人、甚至落井下石等等，按佛经讲这都是要下地狱的罪业。所以慧远说“陛下以邪法化人”，百姓跟着遭殃。这也是为什么慧远作为出家方外之人，明知当权者已经“定了性”的，还偏偏要“搞政治”，不惜冒犯龙颜相劝。

其实，当时情况下“搞政治”的和尚还不止慧远。此前武帝在北周境内诏令“取缔”佛教时，就有蜀新州果愿寺僧猛，“进京上访”，与周武帝论述不宜灭佛，静蔼法师亦面见周武帝论其灭佛之过，皆被逐出。宜州僧人道积，与同伴七人绝食而死，其事迹极为壮烈。佛教修行讲“六波罗蜜”，其中之一就是“忍辱”，任凭他人的不公对待，并不计较。这些高僧之所以“不忍”，乃不忍无知者入地狱，是为大慈悲之心。

北周武帝消灭佛教的目的，本来是想振兴国力，做一番大业的。谁想天不遂人愿，他在北齐“取缔”佛教的第二年就身患恶疾，全身糜烂而死。不到三年，杨坚杀死周静帝自立为帝，就是一统中原的隋文帝，而北周武帝一生试图发展其国力、建霸业的北周至此也亡了国。

又过十数年，至隋开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然暴死，唯独心上稍微温暖。家人不敢入殓，之后忽然又活了，而且说出一番令人吃惊的话来。他说死后在阎罗王处竟见到了北周武帝。赵文昌曾当过武帝的侍卫，看见武帝在门侧的房内，被锁着三重钳锁。武帝说，“你既是我过去的臣子，现在回家，替我向隋皇帝说明，我许多罪过都能辩解明白，唯独灭佛法的罪重，不能够赦免，望隋帝给我建立小小的功德。希望通过这些善事保佑，使我能够离开地狱。”文昌到家后复活，就把这些事奏于皇上，皇帝命令天下的人按人丁出钱为周武帝做法事超度，设立三日的大祭。这在当时是一件举国皆知的大事，所以被写入隋史中。

转眼就是1999年4月25日法轮大法弟子在中南海万人上访八周年了，忽然想起南北朝至隋这段历史。很多人不信善恶有报，写出这段历史是期望能让人们深思，为什么大法弟子要去上访，为什么大法弟子忍辱，甚至大陆大法弟子冒生命危险反复劝诫世人：“快退党、团、队，不要追随破坏佛法的中共作陪葬”。但愿今日之事成为历史时的时候，后人不再哀叹我们还在重蹈历史的覆辙。

（转自《明慧周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