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恐怖種子在幼小心靈裏種下

在五十年代初，上小學前，我寄居在舅舅家。舅舅有一個五金店，本來經營的很好。中共剝奪他人財產，要舅舅的店「公私合營」。晚上睡覺時，常聽到一些工人不尋常的在店裏開會；舅舅爲了躲避那些人給他找麻煩，不得不躲在外面，數日不歸。家中沒米開鍋時，舅媽讓表姐把榔頭等工具藏在手提袋裏，到很遠很遠的收購店換錢，而不敢在就近的店變賣，怕被人告發。從那時起，紅色恐怖的種子就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種下了。

公私合營在大鑼大鼓的進行中結束了。而我在那段日子裏中斷的孩童的天真歡笑卻再也回不來了。隔壁的一家五金店也關了門。店主被抓去勞改，因爲他在「解放前」參加了國民黨的青年組織。在我離開大陸前，二十多年中再沒見他回過家。一家二老三小的生活擔子就留給了弱小的妻子。

這件事以後的五十年中，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勞改制度，一直以爲勞改犯是小偷、被判的壞份子等人。直到2000年左右在美國，一個比我年長二十歲，曾與我在大陸同一城市生活的高級知識份子，向我講述五十年代他被勞改然後被平反的遭遇，以及在勞改期間的恐怖經歷，我才大夢初醒般的明白勞改制度對中國百姓迫害的事實與本質。

有一段時期，舅舅家靠典當變賣衣物、傢俱、賣引火用的柴板熟墦薯爲生。一餐愁一餐，有時也得到好心鄰居的接濟。因爲舅舅過去開過五金店，在學校裏舅舅家一直被當成資本家家庭對待。表姐的學費得不到減免，而我因爲父母兄妹全在香港，得到所謂對「香港同胞」的優待(其實是掩人耳目)，學費得以減免。

一天，老師把我叫去，問我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大門口吃大肉面的事，並說有兩位同學作證。當時的氣氛，我感覺好像自己曾經隱瞞事實，現在必須承認一樣。我不知道吃大肉面的事。最後老師說：「學校還是會給你學費減免。你要讓你香港的父母知道黨和政府對你的照顧」。對這件事我有很多疑惑：那二位同學不住我家附近，他們真的看見是我舅舅嗎？爲什麼要去告訴老師？而且我從未見我舅舅不在家裏的桌子旁吃飯。還有鄰居送的可能性，也要被調查嗎？被學校懷疑很不是滋味。但我還是按老師的要求，每次去信香港都講黨和政府對我的「照顧」，講社會主義好，久之甚至真的從心裏感謝黨和政府的照顧了。

接下來，就到了反右時期。那時我上小學四五年級吧，我只覺的學校和家周圍的氣氛很可怕，有一種鴉雀無聲的恐怖。常見老師夜間在學校開會，很晚才散。聽曾在同一小學讀書的表姐說：「XX老師是右派；XX有問題，娶了資本家的女兒……」，那時已被「黨文化」教育得聽到右派這個新名詞就知道是新的階級異己份子，都不需要明白右派的定義是什麼、右派做了什麼。知道了本來印象好的老師是右派，就會自覺地改變自己對她的態度。

階級成份、海外關係使我象只驚弓之鳥

就這樣，在小學裏，紅色恐怖就一點點地在我心中累積起來。而舅舅的階級成份問題、香港父母的海外關係，都一直使我象只驚弓之鳥。每當要填寫有家庭成份、社會關係的表格時就害怕，怕被懷疑對黨不忠誠。

五年級時，一個同學的作文中有一個錯字，把「將來」寫成了「蔣來」。老師在上課時嚴厲地批評了他，說他是有意寫錯別字，是盼望蔣介石回來的意思。還特別警告他不要受家庭影響。雖然不知道這同學的家庭成份，但可肯定不是紅色家庭。一個錯別字反映出來的階級鬥爭，使我對這個同學的階級警惕性一直維持到以後與他同在一所初中。每次見到他都會想起五年級時發生的事，並會聯想到「隱藏的有危險性的階級敵人」。

現在想，其實，也不全怪老師敏感，在全中國被邪黨恐怖籠罩時，在中共人整人的政策下，如果不揭發他人，哪天說不定就被別人揭發，「思想有問題。」

隨後就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學校推遲了畢業分配。我一畢業被分配到一個新建化工廠，該工廠靠一次一次地去省裏要錢維持，全廠人也遊遊蕩蕩的過日子。一個工程師私下告訴我，這樣規模的化工廠經濟效益是很差的，而以後將要第一投產的燒鹼車間更是弊病從生，虧本是無疑的。幾年後這個燒鹼車間終於投產了。試車時，因爲工程發生了個小爆炸。當天在一個工廠領導人的身邊，我脫口而出的說：「燒鹼車間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這位領導人立即說：「小心階級敵人的亂說亂動。」我的心情隨即緊張起來。以後的幾天，我一直在強烈的恐懼中。

那是一個人人都被迫要參與政治的時代

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發生時，先在幹部內部一級一級往下傳達中央文件，最後向社會大衆公佈。我參加了所謂內部傳達的最後一層，即所謂普通黨員、行政、技術幹部這一層。在工廠僻靜的一角落的木房裏，宣讀了林彪反黨叛國的文件，然後分成兩大組討論，要逐個表態，與林彪劃清界線。在聽了文件後，我突然有一個想法：直到昨天還說林彪是毛主席的忠實戰友和接班人，今天被告知他是敵人。林彪這個事情肯定有一個過程，發生過什麼事情。而我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從昨天到今天，我必須180度大轉向，強制表態？而我知道多少事實呢？

這是我在中國大陸唯一遇到過的內部文件。頭腦中那一點點不願被奴役的思想抵制了它，我決定不表態。那天我是記錄員，我以爲在一個約七、八十個人的大組裏，人們會忽視我是否發言。然而在最後總結時，會議主持人一開口就說：「除了一個人外，全部人都表了態與林彪劃清界線……」。我被不點名的指出了。我知道在宣佈散會前還有最後機會，但我硬着頭皮，堅持不表態。

接下來的數日，我完全在恐慌中渡過。說一句真話會惹禍，即使沉默也會惹禍。這就是中共的統治。人們都不能有獨立思想，共產邪黨就是要人完全被它操控，奴役，對它百分之百聽從，進而對它的任何運動都不去懷疑，完全相信。

那是一個人人都被迫要參與政治的時代。

我丈夫本來是個思想非常單純的技術員。文革前一年才參加工作。他不懂中共政治的陰謀與陽謀。文革期間，工廠的領導在打倒走資派時被撤職，他被羣衆推舉出來當頭頭，結果很快就得罪了人。他想入黨時，人家以我有「香港海外關係」爲由不准他入黨。在中共統治下，不能入黨等於沒有前途，只能生存在最底層。最後，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他發病後，廠裏發生了一件事給我很大沖擊。

中共統治使人道德也在淪喪

中共統治使人道德也在淪喪。一天，全廠大會批鬥一個女青年團支部書記。這個女孩是在得到地區游泳比賽冠軍後，馬上被吸收入團，又被提拔爲團支書的。她與人發生性關係和墮胎的事被揭發了。主持批鬥會的新團支書自己就是「先吃飯，後打鐘」即奉子成婚的，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痛打落水狗」。在露天會議場的燈光下，這個女青年被批得體無完膚。

一個比我年長的女技術員告訴我，這個女青年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因歷史問題被中共抓去坐牢，作護士的母親文革期間被長期下放到農村。她十二歲起獨自在城裏帶着九歲的弟弟生活。她十四歲就與人發生性關係。那位女技術員說：「能怪她嗎？十四歲的孩子沒有父母在身旁，懂得保護自己嗎？」

批判會後，看見這個女青年孤零零的低着頭走路時，我心裏升起對她的憐憫。坦白地說要不是那位技術員向我表示了對她的同情，我恐怕心裏都不敢升起對她的一絲憐憫。對被組織批鬥的人心懷同情？你是什麼立場？這可是原則問題。

一位同事說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此時我開始思考，這個女孩子家庭悲劇，我總覺的這災難隨時可能發生在我家。我的丈夫已經成了黨的炮灰，徹底無用了。象她父母那樣，我萬一捱整，我的兩個女兒怎麼辦？對未來的恐懼揮之不去。我決心離開大陸。回想起小學三年級時，我舅舅已爲我辦理好回我出生地香港的手續。而年幼的我被灌輸的宣傳下，我毅然選擇留下來爲黨「建設新中國」，我忍受了不能與父母兄妹團聚的遺憾，忍受了因家庭成份在生活中受到的干擾，忍受因海外關係在升學各方面受到的歧視，總以爲努力工作會得到公正的回報。然而現實不斷的擊碎我的幻想，我徹底的清醒了。離開大陸，雖然違背了小時的心願，離開了故鄉，但以這種無奈能換取女兒的前途和希望，也只得如此。一位同事說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我和女兒終於擺脫了心中無時不刻的恐懼，紅色恐怖不再在我們心裏起作用了，包括26年後再北京的一次旅遊。

警察對我吼：「你還不走開！」

2005 年，我陪一位朋友去大陸旅行，參加的是美國的旅行團。在天安門廣場上導遊宣佈大家自由活動後，我在原地與同行的一位白人女士說話。馬上一輛警車開過來，警察跳下來，對我吼：「你還不走開！」正當我一頭霧水時，導遊對警察說：「她是我團隊的」。我才明白警察當我是中國人，想禁止我與外國人說話。這就是中國的警察！警車開走後，我發現有兩個便衣警察一前一後在我們周圍，象站崗似的。直到我們整隊離去。作爲美籍華人，那時我沒有了恐懼，只有無奈，爲生來不可改變的中國人外表無奈；只有悲哀，爲中國百姓還在受中共紅色恐怖的悲哀。

1979年離開大陸到了香港，接觸到被中共封鎖的真理和真相，對中共開始厭惡。到了美國，過着自由民主的生活，更明白了中共對中國百姓的欺騙和奴役。以後聽到什麼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什麼一國兩制，三個代表，再不會被矇蔽。共產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誰真信它，誰遭殃。

完全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

「六四」學生運動被鎮壓，我並不驚訝中共的殘暴，但那時我並沒有看透中共的本質。我還問自己：以後還有什麼人會引起中共的不滿呢？還有什麼力量能站在中共的對立面呢？應該是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時候了。中共有什麼理由再殺人呢？我太天真了。法輪功學員的被迫害，使我完全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中共是一個不會自行歸正的邪靈。

我對法輪功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在法輪功被迫害前，有一年時間因工作的改變，我有一個小時去一處晨練。那裏有大大小小近十組不同的運動。我主要參加了一個氣功組，休息的時候就去接觸其它運動，也接觸到法輪功。我看到法輪功在大陸各地盛行的圖片。但當時我想先把簡單的運動學會後再學法輪功。當時我買了中、英文兩版的<<轉法輪>>，但爲的是讓一個學習中文的西人作語言學習材料。後來上班時間改了，我不再晨運，幾乎就忘了法輪功這回事。直到聽到法輪功在大陸被迫害的消息，我才記起自己曾接觸過法輪功。我覺得法輪功完全不像宣傳的那樣，就萌發了想學的願望。

於是，我利用週末時間，走了三個城市去學法輪功。我接觸了四個城市的法輪功學員，了解到他們走近法輪功的感人故事。我又多次到圖書館借了那裏全部法輪功書籍，並一改自己以前看書前後亂翻、挑着看的習慣，認認真真從頭讀到尾，看了一篇又一篇。我明白到「修煉」的道理，也感受到法輪功學員對「修煉」的真摯、他們的善良、內心的平和、對錢財誘惑不動心、弘揚正氣的堅定，在很短接觸中我就能感受到他們高尚的人格。而我的城市建市週年的遊行中法輪功隊伍一年比一年壯大。

那次在大陸遇到青年人問我對法輪功的看法，我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在世界弘揚。看來中國的青年已不像過去那樣對中共的話照單全收了。

我學會法輪功後，沒有再與法輪功學員接觸，也沒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只是自己在家煉功。但我已經明白了，在法輪功學員堅持真善忍的正氣中，中共必然滅亡。希望被中共邪靈矇蔽的人，認清形勢，唾棄中共，徹底解放自己。

(03/31/2007 讀者投稿)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