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种子在幼小心灵里种下

在五十年代初，上小学前，我寄居在舅舅家。舅舅有一个五金店，本来经营的很好。中共剥夺他人财产，要舅舅的店“公私合营”。晚上睡觉时，常听到一些工人不寻常的在店里开会；舅舅为了躲避那些人给他找麻烦，不得不躲在外面，数日不归。家中没米开锅时，舅妈让表姐把榔头等工具藏在手提袋里，到很远很远的收购店换钱，而不敢在就近的店变卖，怕被人告发。从那时起，红色恐怖的种子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

公私合营在大锣大鼓的进行中结束了。而我在那段日子里中断的孩童的天真欢笑却再也回不来了。隔壁的一家五金店也关了门。店主被抓去劳改，因为他在“解放前”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在我离开大陆前，二十多年中再没见他回过家。一家二老三小的生活担子就留给了弱小的妻子。

这件事以后的五十年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劳改制度，一直以为劳改犯是小偷、被判的坏份子等人。直到2000年左右在美国，一个比我年长二十岁，曾与我在大陆同一城市生活的高级知识份子，向我讲述五十年代他被劳改然后被平反的遭遇，以及在劳改期间的恐怖经历，我才大梦初醒般的明白劳改制度对中国百姓迫害的事实与本质。

有一段时期，舅舅家靠典当变卖衣物、家具、卖引火用的柴板熟墦薯为生。一餐愁一餐，有时也得到好心邻居的接济。因为舅舅过去开过五金店，在学校里舅舅家一直被当成资本家家庭对待。表姐的学费得不到减免，而我因为父母兄妹全在香港，得到所谓对“香港同胞”的优待(其实是掩人耳目)，学费得以减免。

一天，老师把我叫去，问我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大门口吃大肉面的事，并说有两位同学作证。当时的气氛，我感觉好像自己曾经隐瞒事实，现在必须承认一样。我不知道吃大肉面的事。最后老师说：“学校还是会给你学费减免。你要让你香港的父母知道党和政府对你的照顾”。对这件事我有很多疑惑：那二位同学不住我家附近，他们真的看见是我舅舅吗？为什么要去告诉老师？而且我从未见我舅舅不在家里的桌子旁吃饭。还有邻居送的可能性，也要被调查吗？被学校怀疑很不是滋味。但我还是按老师的要求，每次去信香港都讲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讲社会主义好，久之甚至真的从心里感谢党和政府的照顾了。

接下来，就到了反右时期。那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吧，我只觉的学校和家周围的气氛很可怕，有一种鸦雀无声的恐怖。常见老师夜间在学校开会，很晚才散。听曾在同一小学读书的表姐说：“XX老师是右派；XX有问题，娶了资本家的女儿……”，那时已被“党文化”教育得听到右派这个新名词就知道是新的阶级异己份子，都不需要明白右派的定义是什么、右派做了什么。知道了本来印象好的老师是右派，就会自觉地改变自己对她的态度。

阶级成份、海外关系使我象只惊弓之鸟

就这样，在小学里，红色恐怖就一点点地在我心中累积起来。而舅舅的阶级成份问题、香港父母的海外关系，都一直使我象只惊弓之鸟。每当要填写有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的表格时就害怕，怕被怀疑对党不忠诚。

五年级时，一个同学的作文中有一个错字，把“将来”写成了“蒋来”。老师在上课时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是有意写错别字，是盼望蒋介石回来的意思。还特别警告他不要受家庭影响。虽然不知道这同学的家庭成份，但可肯定不是红色家庭。一个错别字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我对这个同学的阶级警惕性一直维持到以后与他同在一所初中。每次见到他都会想起五年级时发生的事，并会联想到“隐藏的有危险性的阶级敌人”。

现在想，其实，也不全怪老师敏感，在全中国被邪党恐怖笼罩时，在中共人整人的政策下，如果不揭发他人，哪天说不定就被别人揭发，“思想有问题。”

随后就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学校推迟了毕业分配。我一毕业被分配到一个新建化工厂，该工厂靠一次一次地去省里要钱维持，全厂人也游游荡荡的过日子。一个工程师私下告诉我，这样规模的化工厂经济效益是很差的，而以后将要第一投产的烧碱车间更是弊病从生，亏本是无疑的。几年后这个烧碱车间终于投产了。试车时，因为工程发生了个小爆炸。当天在一个工厂领导人的身边，我脱口而出的说：“烧碱车间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这位领导人立即说：“小心阶级敌人的乱说乱动。”我的心情随即紧张起来。以后的几天，我一直在强烈的恐惧中。

那是一个人人都被迫要参与政治的时代

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发生时，先在干部内部一级一级往下传达中央文件，最后向社会大众公布。我参加了所谓内部传达的最后一层，即所谓普通党员、行政、技术干部这一层。在工厂僻静的一角落的木房里，宣读了林彪反党叛国的文件，然后分成两大组讨论，要逐个表态，与林彪划清界线。在听了文件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直到昨天还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忠实战友和接班人，今天被告知他是敌人。林彪这个事情肯定有一个过程，发生过什么事情。而我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从昨天到今天，我必须180度大转向，强制表态？而我知道多少事实呢？

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唯一遇到过的内部文件。头脑中那一点点不愿被奴役的思想抵制了它，我决定不表态。那天我是记录员，我以为在一个约七、八十个人的大组里，人们会忽视我是否发言。然而在最后总结时，会议主持人一开口就说：“除了一个人外，全部人都表了态与林彪划清界线……”。我被不点名的指出了。我知道在宣布散会前还有最后机会，但我硬着头皮，坚持不表态。

接下来的数日，我完全在恐慌中渡过。说一句真话会惹祸，即使沉默也会惹祸。这就是中共的统治。人们都不能有独立思想，共产邪党就是要人完全被它操控，奴役，对它百分之百听从，进而对它的任何运动都不去怀疑，完全相信。

那是一个人人都被迫要参与政治的时代。

我丈夫本来是个思想非常单纯的技术员。文革前一年才参加工作。他不懂中共政治的阴谋与阳谋。文革期间，工厂的领导在打倒走资派时被撤职，他被群众推举出来当头头，结果很快就得罪了人。他想入党时，人家以我有“香港海外关系”为由不准他入党。在中共统治下，不能入党等于没有前途，只能生存在最底层。最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他发病后，厂里发生了一件事给我很大冲击。

中共统治使人道德也在沦丧

中共统治使人道德也在沦丧。一天，全厂大会批斗一个女青年团支部书记。这个女孩是在得到地区游泳比赛冠军后，马上被吸收入团，又被提拔为团支书的。她与人发生性关系和堕胎的事被揭发了。主持批斗会的新团支书自己就是“先吃饭，后打钟”即奉子成婚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痛打落水狗”。在露天会议场的灯光下，这个女青年被批得体无完肤。

一个比我年长的女技术员告诉我，这个女青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历史问题被中共抓去坐牢，作护士的母亲文革期间被长期下放到农村。她十二岁起独自在城里带着九岁的弟弟生活。她十四岁就与人发生性关系。那位女技术员说：“能怪她吗？十四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在身旁，懂得保护自己吗？”

批判会后，看见这个女青年孤零零的低着头走路时，我心里升起对她的怜悯。坦白地说要不是那位技术员向我表示了对她的同情，我恐怕心里都不敢升起对她的一丝怜悯。对被组织批斗的人心怀同情？你是什么立场？这可是原则问题。

一位同事说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此时我开始思考，这个女孩子家庭悲剧，我总觉的这灾难随时可能发生在我家。我的丈夫已经成了党的炮灰，彻底无用了。象她父母那样，我万一挨整，我的两个女儿怎么办？对未来的恐惧挥之不去。我决心离开大陆。回想起小学三年级时，我舅舅已为我办理好回我出生地香港的手续。而年幼的我被灌输的宣传下，我毅然选择留下来为党“建设新中国”，我忍受了不能与父母兄妹团聚的遗憾，忍受了因家庭成份在生活中受到的干扰，忍受因海外关系在升学各方面受到的歧视，总以为努力工作会得到公正的回报。然而现实不断的击碎我的幻想，我彻底的清醒了。离开大陆，虽然违背了小时的心愿，离开了故乡，但以这种无奈能换取女儿的前途和希望，也只得如此。一位同事说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我和女儿终于摆脱了心中无时不刻的恐惧，红色恐怖不再在我们心里起作用了，包括26年后再北京的一次旅游。

警察对我吼：“你还不走开！”

2005 年，我陪一位朋友去大陆旅行，参加的是美国的旅行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导游宣布大家自由活动后，我在原地与同行的一位白人女士说话。马上一辆警车开过来，警察跳下来，对我吼：“你还不走开！”正当我一头雾水时，导游对警察说：“她是我团队的”。我才明白警察当我是中国人，想禁止我与外国人说话。这就是中国的警察！警车开走后，我发现有两个便衣警察一前一后在我们周围，象站岗似的。直到我们整队离去。作为美籍华人，那时我没有了恐惧，只有无奈，为生来不可改变的中国人外表无奈；只有悲哀，为中国百姓还在受中共红色恐怖的悲哀。

1979年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接触到被中共封锁的真理和真相，对中共开始厌恶。到了美国，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更明白了中共对中国百姓的欺骗和奴役。以后听到什么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什么一国两制，三个代表，再不会被蒙蔽。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谁真信它，谁遭殃。

完全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

“六四”学生运动被镇压，我并不惊讶中共的残暴，但那时我并没有看透中共的本质。我还问自己：以后还有什么人会引起中共的不满呢？还有什么力量能站在中共的对立面呢？应该是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了。中共有什么理由再杀人呢？我太天真了。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使我完全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中共是一个不会自行归正的邪灵。

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法轮功被迫害前，有一年时间因工作的改变，我有一个小时去一处晨练。那里有大大小小近十组不同的运动。我主要参加了一个气功组，休息的时候就去接触其它运动，也接触到法轮功。我看到法轮功在大陆各地盛行的图片。但当时我想先把简单的运动学会后再学法轮功。当时我买了中、英文两版的<<转法轮>>，但为的是让一个学习中文的西人作语言学习材料。后来上班时间改了，我不再晨运，几乎就忘了法轮功这回事。直到听到法轮功在大陆被迫害的消息，我才记起自己曾接触过法轮功。我觉得法轮功完全不象宣传的那样，就萌发了想学的愿望。

于是，我利用周末时间，走了三个城市去学法轮功。我接触了四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到他们走近法轮功的感人故事。我又多次到图书馆借了那里全部法轮功书籍，并一改自己以前看书前后乱翻、挑着看的习惯，认认真真从头读到尾，看了一篇又一篇。我明白到“修炼”的道理，也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对“修炼”的真挚、他们的善良、内心的平和、对钱财诱惑不动心、弘扬正气的坚定，在很短接触中我就能感受到他们高尚的人格。而我的城市建市周年的游行中法轮功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

那次在大陆遇到青年人问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在世界弘扬。看来中国的青年已不象过去那样对中共的话照单全收了。

我学会法轮功后，没有再与法轮功学员接触，也没参加法轮功的活动，只是自己在家炼功。但我已经明白了，在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正气中，中共必然灭亡。希望被中共邪灵蒙蔽的人，认清形势，唾弃中共，彻底解放自己。

(03/31/2007 读者投稿)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