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中共特务暴力袭击 高智晟详情讲述
 
2006年3月4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3月4日报导)3月4日早晨,高智晟律师在前往办公室进行每周六的绝食途中,遭到三名中共跟踪特务的纠缠。对方故意制造肢体冲突,借机对高律师实施暴力袭击,并抢走了高律师与外界联系时使用的小灵通电话。

中共特务暴力行为,引发众怒,围观民众纷纷指责。特务见势不妙,叫来朝阳区小关派出所警察将高智晟带走。

据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消息传出,国际哗然,海内外各界众多民众不停的打电话给高智晟律师,希望之声、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加拿大广播电台、大纪元、日本的共同社、产经新闻等世界媒体也纷纷的采访了高智晟。不停打来的电话使得高智晟的手机发热,民众和记者纷纷的担心和关注令高智晟感动。

今天周六的接力维权绝食,有全国24省市和台湾的民众向高智晟律师报名表示参加。

下午,高智晟律师在办公室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

“这两天他们针对我的一系列的暴力和恐吓行为,我想这是系列策划当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下楼,象往日一样的去上班,显然这种规律被对方打破了。突然,他们的一个大个子闯到我的前面把我挡住,挡住以后,说我手中的摄象机摄他,而事实上他心里非常清楚,我连摄像机盖都没有打开。这一点到派出所以后,已经被派出所证实了。到派出所以后,派出所把摄象机彻底打开看了,我们连电池都没有开,电池开关没有开,更没有所谓的摄他的问题。

而他说你摄我了,你和我交涉。他一边说,左胳膊迅速的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右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准备用力的把我的手背到后面去,这种情况下,我跟这个大个子发生了肢体冲突。由于他的左胳膊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恰恰我也伸到他的右胳膊下面,双方就这样叫着劲,我的左手上还拿着摄象机,左手还拿着一个文件袋,在院子里面有十几分钟,进行了大概几十个回合较量。这种情况下他看到没办法制服我,因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围着的其他的秘密警察看着不行了,就又上来两个人,这种情况下,他们三个人开始用暴力对抗我,双方的这种你来我往团在一起。

在上来的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我们最厌恶的一位,他就是跟我们家时间最长的、也是形象最恶劣的一位。他是第一天跟着我女儿的,另外那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官员诺瓦克来,大闹饭堂的也就是他。今天他一来以后,我就跟他讲,你今天的心态就是把我个人作为你个人的仇敌来对待了。他牙关咬的紧紧的跟我说话,几次拳头准备照我的面脸上打来,都被周围的老百姓给堵住。堵住以后,他个子小,从人群中钻过来以后,从正面把我的脖子喉咙一卡,猛的往后推,另外两个人配合著,这样我就快速的倒退,倒退到了墙根前以后,他们三个人把我压住,把我给制服,拿走我的包,挡住其他人的视线,就翻我的包,把我的小灵通和一个卡给抢走了。抢走以后呢,一直跟我的那个大个子,我始终拽着紧紧的不放手,他们三个人默契的配合了好几次,都没法脱身。在没法脱身的情况下,周围老百姓就开始指责他们,有人就义愤的说你们每天开着无牌照的车在这周围晃荡,都好几个月了,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没办法脱身了,他们就赶紧打电话报警。我也希望他们报警,我现在没办法打电话报警,因为我们这样僵持,僵持到什么时候去。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来了,就要把我给带走,我给警察强调,对方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抢劫了我的小灵通,抢劫了我的手机卡,而被抢劫的财产就在他们的手上,他们是犯罪嫌疑人,应该把他们带走,而把我的手机还我,把抢我的东西还我。警察说:好,好。而他嘴上说好,还是把我给强行带走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到了派出所以后,关上门来的时候,派出所上下对我非常的客气,他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看看能不能把我的小灵通给我要回来,其它他们没有办法。”

当记者问到那些制造事端的特务有没有给带到派出所时,高智晟说,“没有。”因为派出所离我家就200米,再清楚不过对方是干什么的了,连周围的居民都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而且派出所的一警区警长就住在我的楼下。

高智晟律师还表示,我可以确切的判断,我目前的情况绝对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干预和控制,所以这些迫害我的人才到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地步。你不让我抓,我也绝不能让你好受。这些特务的应对手段卑鄙阴暗。

当记者问到中共高层决定不抓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时,高智晟说,他们的考虑是很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是为民众考虑,他们知道我的背后站着许许多多老百姓,他们不愿意留下骂名。

记者问,中共高层对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政府来的压力,您怎么看呢?

高智晟说,简单从政治上判断,双方在桌子下的“商谈”已完,从而不得不把这个问题表面化和分歧公开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方面,至少美国国务院的关注使得这个问题本身的重量增加了,也使得国界媒体关注的频率更高了。

当记者问高智晟这对以后局势的变化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时,高智晟表示,暂时我个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从当局继续拖延司法部的复议情况上看,中共高层不打算恢复我的律师事务所,他们要恢复,就不会拖到最后,因为到了3月18日就到了最后的期限了。

高智晟最后强调指出,当局以为关闭我的律师事务所以后,把我个人的作为已经限制的很小了,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使得我“对他们的杀伤力更大了,我由原来的一个法律技术人变成了一个法律政治人物,因为它把我从过去持续的和地方腐败势力的斗争中彻底解除出来了,专门和暴政专制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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