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英国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能看到我这么多年轻的同胞和我一起来讨论我们民族的问题和我们自己国家的前途，内心真的是很感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当真不如人家吗？我们的民族当真不如别的民族吗？不是。我首先想到的，应该说还是我们中国的那句老话，不过是“风水轮流转”嘛。

我们的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曾经辉煌过，曾经领先过。今天我们站在欧洲──千余年前马可波罗的《游记》，那可是把我们中国写成了天堂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中国人，我们的一些忘了自己祖宗、忘了自己历史的所谓的中国人，他们在告诉我们国人西方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有的也是把它写成了“天堂”的。

我想我们不能自卑。可是我们又不能够因为有一点历史光荣而骄傲，更加要面对自己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仅要从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当中去了解自己，去了解祖宗，去了解当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反动和其他方面的落后，乃是“中华无罪，罪在我辈”。同时我们也要从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这样一些早已经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认识到，他们走向共和的艰难、反复、曲折的历程，实际上和我们中国由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走向共和”的历程一模一样。我们只有认识了这两个东西，我们才能意识到今天的中华儿女，其中有相当的一部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真的是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所以近几年来，我就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把自己民族历史搞清楚了，我们再把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百年艰难反复历程也搞清楚了，我们的自尊心就回来了，我们的自信心就回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华儿女们在相当程度上、在相当范围内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呢．他们又是怎么丧失掉的呢？为什么我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会突然意识到，不驱除马列就不能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呢？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你是不是有点狭隘？你是不是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们几千年很少打人家，却很多的时候被人打。可是我们即便是被人打了，甚至被人打亡了国，我们的民族文化都没有中断过。我们的武力虽打不过别人，我们的文力却能够同化别人。蒙人打败了我们的大宋，蒙古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份；满人打败了我们的大明，大清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著名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就是我们讨厌的慈禧太后，她也自命为中国的千古一后啊！所以，我们在近代落后了──也许是因为“风水轮流转”吧，可是这个“风水轮流转”，它还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的。这个原因和道理之一：就是马列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侵略了我们的民族，侵害了我们的国家。

我刚才讲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们在辛亥之前西元1903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大清王朝灭亡八年前，第一批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甚至于包括日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篇章和典籍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了。我们的满清王朝都没有驱除过马列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出现了中华民国工党了。辛亥之后，我们的先人们也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用专号的方式，用丛书的方式一部又一部地、一套又一套地出版了。就不说1906年、1908年即在辛亥革命之前，连《民报》第二号和《天意报》第十六、十九号，都已经介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辛亥前后，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曾抱着虚心的方式，对来自西方的一切思想和社会思潮开始研究，开始宣传，开始判别，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真的缺少一点判别的能力。

此后到了1928年，当北伐打倒军阀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并且中国国民党在不得不把那个由苏俄扶植的共产党从国民革命的阵营里面清除出去之后，中国当时又面临了与前苏联的一个怎样的关系呢？是苏俄在1929年的8月份大举地侵略了中国，占领了我国东北一百零四所县城。我们的爱国将领韩光第将军就战死在抗俄的战场上，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却接受史达林的命令要“武装保卫苏联”，和它里应外合。即便是在这种时候，从1928年到1932年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在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北京，特别是上海几乎得以全部翻译出版。那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呀！也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清除了国民阵营里的中国共产党，却没有驱除马列，没有在思想文化上对马列实行专制。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文艺家们，那些左派作家们，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自由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到了1937至1945年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我们的国民政府要共产党和大家一起来抵抗日本帝国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侵略，所以他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所谓的“国统区”办报纸、写文章、出杂志、拍电影，也就是容许他们在地上宣传共产主义，在地下集结共产党的力量，也从来没有驱除过马列。

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就曾经登过这样一首诗《史达林啊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著名的共产派诗人郭沫若先生的大作，它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刊载的。也就是说，当年正在艰难领导人民抗战的国民政府，也没有驱除马列，反而让共产党能够利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在地上和地下全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一批知识青年，甚至是少数学有所成的著名知识份子，和因为种种原因而对现政府、现社会不满的青年们，都是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面，在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还不能尽如人意的年代里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成了它的传播者。

至于1949年以后，则不管你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你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你都得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你都得去学习它，你都得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一切。所以我才说，从满清到民初，到国民政府在南京的重建，到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再到1949年之后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面，我们中华的儿女们从来都没有驱除过马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驱除马列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

民族意识的丧失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个人，都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识。作为一个中国人，穷也不怕，倒楣也不怕，但要意识到我是中华的子孙，我是中国人，这不叫狭隘。但是，在共产党统治的这么多年里面，在共产党的革命和它的革命已经建立了政权以后的这么多年里，我们的民族意识在丧失。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纽约有一位著名的华侨叫李勇先生，他是联合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北美世界日报的创报人之一。这个人，他跟海外的许多华侨不大一样，他既爱自己的祖国，也爱他的台湾，还爱他寄居的美国（他是在台湾长大的大陆广西人）。他是一支笔杆子，他经常写文章，名声很大。多年前，他曾经随一个代表团去中国大陆浙江访问，在浙江省欢迎招待这个华侨代表团的宴会上，浙江省的一位副书记走到他的身边说：请问您就是李勇先生均DS久闻大名。李勇答道：不客气，不客气。省委书记说：你的文章写了很多啊，我看了很多，不错。但是不要反华嘛，以后反华的文章还是少写嘛……。这位李先生可是有脾气的人物，他对省委副书记说：我告诉你，你是在说我反华，我看你才是在反华。我是中华儿女，你才是马列子孙。我死了要去见孙中山的，你死了是向马克思报到的！

1949年之后，在我们的祖国大陆从北京到地方，从大都市到小城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他们垂垂老矣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的儿孙和同事们说：我就要向马克思报到去了。这句话在中国大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会说。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由于他们的表率作用和影响已经造成一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高级知识份子、低级知识份子、甚至于小学生都会说一句：我们总有一天要向马克思报到去的。

我就没有听到他们说，向秦皇汉武报到，向唐宗宋祖报到，向康熙乾隆报到，向我们的共和之父孙中山先生报到。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呢？魏晋南北朝时代民间有两句骂自己的话，它说：“汉儿傍得胡儿睡，便以胡儿傲汉儿”。而今却是“中共傍得马列睡，便以马列傲中华”，连祖宗都不要了。这不是笑话呀，这是一个已经浸透了我们精神领域的非民族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族意识丧失了。我就不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这些年，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多少年来都被迫要“言必称马列”，都要“书必证马列”。甚至到今天，还想要“马恩列斯毛邓江胡温……”地传承下去呢！

民族自尊的丧尽

共产党用马列“反封建”一句话，就把我们秦始皇早已经“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君主平民政府”的这一段光荣历史，以及其后两千一百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全部废了，甚至全部把它说成了是“封建历史”。是这样吗？不是这样。

1848年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德国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还是一个几百个封建专制的小国所拼成的一个大国。所以，德国当时在追求统一，马克思在那个时候说要反封建，在他的国土上也许没有错。可中国不是，中国的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就已经废了封建，置了郡县。中国的秦王朝命短，只有十五年，可是秦始皇建立的反封建的制度──君主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孙中山才将它结束。可是共产党只因马克思要反封建，就用“反封建”这一句话，就把1912年前两千多年中国历史──我们民族辉煌的古代历史，全部否定光了。而在它开了这么一个头以后，也就把我们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全部一扫光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从1949年开始，哪一年没有坑儒？哪一年没有焚书？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就是公然地焚书坑儒，人人都焚，人人都坑。这么一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就在破四旧的火焰中越烧越少，越烧越没了。

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一批号称自己是改革派知识份子的党内党外的专家学者，他们不敢骂共产党，不敢批判现存的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他们骂谁呢？他们骂祖宗：中华民族是黄土高原出来的，它不是蓝色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天不好，地不好，土不好，水不好，人不好，祖宗不好，样样都不好；就不说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的统治不好。我们不怪他们，我自己也胆怯。我们是真的不敢批判共产党，可是你不敢批判共产党，可也别光骂祖宗啊，祖宗无辜啊！

到了九十年代就更不得了了，改革派知识份子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自由派”知识份子，这些自号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干脆就下了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是愚昧的文化，是这样吗？不是的。真是士大夫之耻为国耻。然而，这一切都被谁利用了，我不说都知道，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共产党利用是理所当然的事，为它开脱了罪责嘛！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嘛；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党嘛；有什么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专制统治嘛！一句话：“共产党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民族信心的破灭

意识没有了，自尊丧失了，信心当然就要破灭了。1986年11月11号，我在武汉大学给我的朋友们和年轻的同学们作了一次讲演，我讲的是“中国文学的大趋势”。那时，我只能讲文学。虽然我已经开始研究历史了，但我的胆量只允许我通过文学的烟雾，去勾引出一点历史出来说给大家听听。可是那场讲演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我讲了三个小时的文学史，后来大家提了几十个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是问我文学的，都问我“改革开放”是怎么回事。其中有一个研究生很大胆地站起来问我说：那你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到底在哪里？我当时一听心里就一抽，因为我不想从台上走下来就走向监牢，可是我当时回答问题时，正处在兴奋状态下，似乎有点不顾一切，没有多想，就回了他一句话，我说：中国真正改革开放的阻力，就是我们的党用一块巨大的顽石堵在那里，让我们真正追求变革的人民走不过去！待我一口气说完之后，心里真是不觉一凉啊，因为全场鸦雀无声。大概几秒钟以后，八百多人的阶梯教室才一下子哄起来了，掌声如雷，大家都站起来说：说得对，说得对！其实，不是我说的对，是事实就是如此。那个个正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党将一块巨大的顽石，放在中国人民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这块顽石已经堵了我们二十五年了！

我想说这个例子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想指出，正是这块顽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它把我们一些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知识份子和一些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青年，就是真正要求民主变革的几代中国人，全都堵在这个大石头面前，不敢向着这个大石头冲过去。于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就只能绕着这个大石头走。然而，绕着走的结果是什么？自然是有的走上了错路，有的走上了歪路，有的陷进了泥淖，更多的却是越走越胆怯了……而这块大石头直到今天仍旧“屹然不动”。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用三个办法堵住了我们的志向。第一个办法是杀人夺命的方式。从1949年到1976年杀了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用这个办法把我们中华儿女的志气给夺掉了。这是夺命的方法。

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种办法──夺路的方式。一边是夺命的，一边是夺路的，这两边一夺，我们的自信心没有了，我们的信念没有了。人们一是怕死，二是没路走了，民族的自信心当然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夺知”──共产党以愚昧治国，用假话骗民，用精心御制的充满历史谎言的教科书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持久的“闭关锁国”、反对“资产阶级自有化和所谓的精神污染”来抵抗和诬蔑西方真正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当我们好几代中国人不得不决心起来奋斗的时候，当我们好几代知识份子已经胆敢起来反对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统治时，又因为不论是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还是西方的近代进步文明或近代反动垃圾，缺少起码的知识和了解，从而又一再地招致了自己的失败。有的更因为上述原因，而只能够一再地“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自然只能是一再地“必被红旗所打倒”。

1949年后，我们中华民族走了一段弯路，实际上是出现了巨大的历史倒退。可是，如果真正要搞改革开放的话，真心诚意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决心将经济改革配以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垫上必有的“民主政治改革这张底牌”，我们还是能走出来的呀！但是1989年的机关枪和坦克车，又一次摧毁了我们的信心；1989年之后共产党“以腐败治国”的行径，就更是将我们的信心扫荡得所剩无几了！

一个民族要变革不能没有信心，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没有信心，可是我们的信心在“夺命、夺路和夺知”的这个交相煎迫的社会环境中破灭了。以至于我们今天随时都可以听到“中国没有共产党怎么办呢？谁来领导我们呢？谁来做我们的主心骨呢？”这样一些可悲的问题。

我们天天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但共产党到今天为止也才统治了五十六年。我请问那四千九百多年是怎么过来的？那四千九百多年没有共产党啊，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呀。该反封建就反封建，该反专制就反专制，该要共和革命，共和革命就号召起来了；该建立人民的共和国，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就创建了！当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没有共产党就没办法了吗？不是。所以这种民族自信的破灭，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前途的无望。

民族意志的沉沦

民族意识的丧失，民族自尊的丧尽，民族信心的破灭，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民族意志的沉沦。然而，什么叫民族意志？就是一个民族求传承、求发展的志气和志向。大家都读过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叫“诗言志”。他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诗歌，也是是表现了人的志向的。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孔子就说出了诗可以言志，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力表现得该有多早啊。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有志气，我们才能在各种艰难的历史的折磨下传承下来；我们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发展起来。

可是意识丧失了，自尊丧尽了，信心破灭了，就必然造成民族意志的沉沦。而一旦意志沉沦，我们的民族的志气和志向就丧失了，那我们还如何传承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一片大好河山和精神文化？我们还如何能够去发展自己民族的光明未来？所以我说，我们当代的中华儿女们，不是全部，但确确实实有相当的一部份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只因为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民族信心和民族意志，因而才丧失了自身的民族精神。

然而，我们的民族精神又是怎么丧失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马列的思想侵略、马列的政治侵略和马列的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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