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叛逃」者的人生经历 (下) (图)
 
2005-7-2
 
【人民报消息】(大纪元记者方涵多伦多报导)当我第一次见到韩广生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2001年9月17日之前,这个男人是沈阳市司法局局长;是什么力量使49岁正值人生和仕途壮年的他放弃国内的一切而来到加拿大呢?

从打黑到打警

韩广生91年任和平区分局局长的时候,接触到了真实的社会,本以为有了实现中共所宣扬的“执政为民”的理想的机会,一年下来最大的感受却是“警匪勾结”。调回市局后,韩广生的这种感受更深刻了。

“我的作战对象,表面上看是黑社会和刑事犯罪份子,等打一打看,哦,和自己内部的人打,甚至和自己的上级打”韩广生说,“抓了一个犯罪份子,来说情的有市人大的、市委组织部的、省公安厅的……”

“最后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红楼梦中说的‘呼啦啦大厦将倾’,你个人简直是无力补天,而且也很受排挤”韩广生说。由于在同沈阳另一个黑社会刘永宁(音)团伙的作战中得罪了当时的沈阳市公安局一把手,1996年1月,韩广生调到沈阳市司法局当副局长,1999年5月转为正局长。

从怀疑到绝望

83年的那次“严打”使韩广生对中共第一次产生了怀疑。据他回忆,那次“严打”的起因是邓小平看了一份社会治安报告后大怒说,犯罪份子杀了大约4万群众,而我们才杀了他们多少人。

“我觉得不能这么算,假如说一个连续犯罪份子杀了10个人,我们也只能杀他1个,不能杀10个呀”韩广生说。1983年6月6日,沈阳市公安局宣判了 66人死刑,“其中最冤的是以19岁的苏耀宣(音)为首的三个小青年”韩广生说,他们仅因为在吃饭时调戏了一名女服务员,三人都被枪毙了。

“最使我难过的是89六四那件事”韩广生说。当时负责同沈阳学生沟通的韩广生后来从分析海外“敌情”的渠道得知了真相后,对中共的做法表示无法接受。 “我也就是早毕业了几年,不然我也许就是那个坦克轮子下面的人”韩广生说,“中共怎么能向自己的人民下这样的狠手呢?”

六四后还没死心的韩广生想通过权力的增大再和邪恶势力斗一斗,于是办了中国第一家法律服务网站,做些找机会推进民主政治、司法独立等方面的事。1999年底沈阳市司法系统开始参与镇压法轮功后,韩广生通过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意识到,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良家妇女,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本质问题是这些人不信共产党”韩广生说,“看到劳教所关押起良家百姓来了,我对中共彻底绝望了”

从计划到出走

对中共失望后,韩广生开始利用出国考察欧美的司法体系的机会了解西方社会,“西方根本不是中共描述的‘腐朽的、没落的’,”韩广生说,“相反西方的政治制度比中共实行的更符合人性、更能推动社会稳定进步。”

韩广生说他在94、97和2001有三此机会可以出走,由于当时持有因公护照,这样出走会给很多相关人员带来麻烦,所以在2001年9月尽力安排好家人后,按原计划于17日到达多伦多。

现在唐人街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的韩广生回忆,他到达多伦多的第一天正下着雨,由于不会坐车,就找了个垃圾袋掏了个洞当雨衣,步行45分钟到金山超市买了点米,煮了碗粥,吃了来加拿大的第一顿饭。

当被问及怎么考虑的要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仕途、房子、车子、票子而选择出走加拿大重新来过时,韩广生说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就是我脱离中共”。

“权力是我实现我保一方平安、扶正祛邪的手段,当权力起不到这个作用的时候,它对我就没有值得留恋的了”韩广生说,身在中共的官场中就如同在一个大漩涡中,想在其中自保是不可能的,“我本有个离开沈阳官场的机会,但想来想去还是跳不出中共的场,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韩广生说,“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我不后悔,我的精神终于自由了”

从九评到退党

“我很佩服陈用林,他公开站出来揭露中共,我想支持他,让他觉得不孤单”韩广生在被问及为何此时公开站出来揭露中共迫害中国民众的内幕时说,“我开始主要是担心国内的家人,后来发现无论我说不说话,中共都没有停止对我家人的监控,所以我决定站出来支持陈用林、郝凤军。”

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沈阳市公安局第一大笔杆子,韩广生一直想把中共的种种邪恶写出来,但由于忙于生计一直没有时间动笔,“我觉得《九评共产党》把中共的皮剥得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中共暴政的那些描述,我感受太深了。”韩广生说,“这也是促使我站出来的一个原因”。6月30日,韩广生在大纪元网上发表了退党声明,截至7月2日,全球已有268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看一看《九评共产党》”韩广生说有向他这种脱离中共想法的体制内官员非常多,“我希望我的同事们最起码选择恪守良知,不要跟中共走的更远,更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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