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回顾!给国民党所有领导人恢复记忆
 
2005-4-2
 
【人民报消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回到了台湾,北京媒体大幅报导宣扬江丙坤此行为「破冰之旅」,贾庆林并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报导指出,除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已达成「缅怀之旅」、「经贸之旅」的目标外,也评价此行是两岸56年首次「破冰之旅」。

既然要往中共怀里冲就不能不总结经验、回顾党史。下面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次“合作”史记,给现在的国民党正副主席们恢复恢复记忆。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爆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阀军师部,被北阀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藉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残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惨酷之祸,古今罕有也。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转自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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