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父子血淚黨訓!與共匪談判,無異自取滅亡(多圖)
 
2005-3-30
 
【人民報消息】(自由時報記者王寓中3月30日特稿)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團訪問中國,緬懷、謁陵或可稱之,若率言“國共合作”,則宜三思。國民黨不能忘的是,兩岸五十多年來分隔,對照的是兩個制度,對峙的是兩個不同主義的國家,豈只“國”、“共”分合。

在黨、國的分際上,國民黨前主席蔣經國在民國70年10月7日中常會以“痛苦的教訓,莊嚴的使命”發表重要談話時,曾明白點出:這是兩個主義、兩個制度、兩種生活,對中國人為福為禍、為功為罪的根本差異,但這卻被共匪歪曲成了所謂“國”、“共”兩黨之間的“黨見”、“黨爭”和黨分享的“權利”。當年以黨領政尚有如此認知,今日身為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進出中國,能不慎乎!

從民國13年到38年的25年間,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和共產黨有過兩次“和平共處”的時期,所謂第一次、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共產黨的用詞,兩次和平共處下來,成就了毛澤東口中北伐成功及抗戰的勝利,但卻讓國民黨敗亡中國。


國民黨前主席蔣經國
國共合作“本質”到底是什麼,蔣經國在70年中常會談話講得再清楚不過,他指出,在近60年的歷程中,只有兩次共匪是以偽裝輸誠的姿態,滲入國民革命行列,而終於竊發坐大的事實,“根本就沒有所謂兩黨‘合作’之可言”,對於這段國共合作的史實,歷史家或許有不同解讀,但至少對國民黨員而言,總不能忘記血淚慘痛代價換來的“黨訓”吧!

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兩岸隔海對峙,周恩來先在43年拋出“和平解放臺灣”的和戰兩手策略,所謂“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議題,則是兩年後首度由毛澤東的口中說出,“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

中國對臺灣的和戰兩手策略,自此交互使用未曾間斷,6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後,中國在海外發起認同、回歸、統一攻勢,直至蔣中正、毛澤東相繼去世。


蔣中正,字介石
對於中國的合作、和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58年接受日本電視臺訪問時指出,“我們是世界上受到共黨合作痛苦最深、經歷最久的國家”、“可是沉痛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為其國家及人民著想的”、“所以我們中華民國與毛賊絕對無合作之可能”。

67年12月16日,美國與中國建交,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三通、四流。70年7月,中國副主席鄧小平向香港明報表示願與國民黨“對等談判”,人大常委葉劍英隨後提出九點方針,揚言要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

70年7月華國鋒提出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合作,蔣經國在同年10月中常會發表嚴肅談話,除了嚴正駁斥根本沒有兩黨合作可言、兩岸對峙非國共之黨爭外,蔣經國明確指出,共產黨的所謂和談,實際只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和戰面目不同,而目的則一,“與共匪談判,無異自取滅亡”,他並再一次明確宣示,“絕不與共匪談判”。

民國71年,中國持續發動溫情攻勢,找來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兒子、時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寫了一封被對岸視為統戰經典文件的“廖承志致函蔣經國”,文中引用魯迅之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為統戰名言,國民黨則請出當時旅居美國的蔣宋美齡,透過中央社發表“蔣夫人給廖承志的公開信”,信中以長輩訓誡晚輩口吻,要廖承志“幡然來歸,以承父志”、“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不必削發,以凈余劫。”


抗日期間宋美齡為將士縫征衣。
73年2月,蔣宋美齡再發表一篇為勸告鄧穎超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公開信,嚴斥所謂的國共三次合作,信中指出:“二次慘痛,殷鑒昭昭,一而再之為已甚,其可三乎?”這段國共兩黨統戰鬥爭的經過或許已進入歷史,但綜觀今日,遑論江丙坤訪問中國,就算他日黨主席連戰親赴中國,一趟中國行就能促成數十載未竟的 “國共第三次合作”嗎?

不要說與現實不符,在中國和談背後“戰爭”本質不變情形下,國民黨扛著“中華民國”名號,難道就比“臺灣共和國”容易和解嗎?中國對臺,無論和、戰,最終目的都是要全面赤化、“解放”臺灣,此目的一日不放棄,莫言國共合,臺灣與中國,要如何談?又怎麼可能合?


廖承志
註:一點內幕

廖承志(1908─1983)廣東惠陽人,是國民黨元老廖仲凱、何香凝之子,出生在日本。是國民黨三大公子之一。

他16歲參加國民黨、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七十五歲的生命歷程中,被共產黨利用到最後一分鐘。他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共統戰工作裏起著中央樞紐的關鍵作用,

1983年,中共內部通知他將為國家副主席,再蓋個橡皮圖章即可,聞此言廖承志興奮過度而去世,沒有就職,享年75歲。

 
分享: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