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邪靈的真正關注

　　無庸置疑，《九評》基於歷史和現實之上的客觀態度和嚴正冷峻的理性評析，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不同凡響之處，我認爲首先在於它把共產黨看作一歷史現象，獨具慧眼地提出了一個洞察入微的真知灼見──共產黨的本來面目是一個依附於中國社會的邪靈。這石破天驚般的揭示，使我們恍然明白了爲什麼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相比，對社會權力表現出一種世所罕見的熱衷和貪婪－－因爲邪靈只有居於社會肌體的神經中樞才能操控整個社會。這個揭示也使我們得以從更深的層面上認識共產黨社會諸多荒誕的原因。例如：「三個代表」這個小丑玩耍出的噱頭，居然被奉爲國家的指導「理論」，居然使得全國人民年復一年地去深入學習，還居然載入了「憲法」。這與安徒生筆下的皇帝新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一個是童話，一個卻是現實，童話中的人是受了騙子的蠱惑，現實中的人必是被邪靈附着和挾持，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人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天天聽的看的大會小會講的都是些自己不明白不相信也不想聽不想看不向講的話。誠然，人們都知道那是假的，沒有人真去相信，可一種人人都不當真的東西卻又在真實地撥弄着世人，這該如何解釋？不錯，這是共產黨高壓政治造成的荒誕，但如果政治能產生一種魔力使社會所有的成員包括玩弄政治實施高壓的人都說不出真話，那麼高壓政治的背後必有一邪惡的東西在作祟－－這就是共產邪靈。它是共產黨的主宰之魂，共產黨是它的皮肉組織，是它在人間的存在形式，兩者如同病氣與病徵是同一種東西的內外之別、層次之分。

　　《九評》揭露出了共產黨的邪靈真象，這無疑會啓示我們以一種更深邃更寬廣的知見和對民族命族更關切的態度，審視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這一嚴峻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九評》不僅是聲討共產黨的檄文，也是對我們民族的嚴重警示。

　　「共產邪靈」這不是一種形容，而是一個實體，如《聖經》中的撒旦，它是真實的存在。作爲一個生命實體，邪靈的危害不會像漫無目地的颶風一樣只是在天地見肆虐一番，它自有邪惡的用意。縱觀共產邪靈在中國八十多年的歷史，我們看到它的目光凝聚出兩個焦點：一個是對國家權力的奪取和維持，一個是對民心的欺騙和控制。如果共產黨的實質僅僅是一個專制型的政黨，可以說它是爲了政權而藉助和利用民心，它對人心的欺騙和控制是出於政治的需要，人只是它的政治工具，共產黨的歷史也印證了這一點。然而，對共產黨邪靈真像的確認，是我們有了另一層認識：所謂的政治權力如同共產黨本身實際是邪靈直接操控的一種世間介質，它要以次實現對人的控制，在控制中毒化人的精神，使人心變質。政黨也罷，權利也罷，不過是它實施和維繫對中華民族精神控制的工具，倘若邪靈真有所關注的話，它關注的只能是以它自己的性質同化中華民族的命運，最終毀掉世間人類同宇宙本源生命的內在關聯，使中華民族象大樹上失去生命滋養的病枝一樣，從宇宙生命系統中敗落下來。

　　二、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飽經憂患，共產邪教竊取國家權力後，雖內無戰禍，但中國人民事實上比戰爭年代付出得更爲慘重。那8000萬非正常死亡的人命就是證明，它證明邪教猛於戰爭，猛於天災。然邪教之患又豈在殺戮。經濟上它拐一國資源爲己有，使天下物產都姓了「共」、世界財利都歸了「黨」，以至在今日的社會基層、住房、醫療、上學、養老就像四面高牆緊緊地把千千萬萬個家庭囚禁在無奈之中，政治上這個邪教視人民爲草芥，把國家變成了由它操控的絞絆機，隨着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一波連一波的鬥爭高速地旋轉，旋的世間失道，社會失序，人心失和，人倫失常，把政治旋成了一個使人心生厭惡談之色變的怪物，於是他們就可以肆無忌憚地用槍炮聲同人民對話，就可以無所顧忌地對真善忍的修煉者殘酷打壓。文化上這個邪教以極端的狂妄之性掩蓋它極度空虛的邪靈，它把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稱之「漫漫長夜」一筆抹殺；把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的道德文化視爲「枷鎖」要徹底砸爛；它顛倒天人關係，變異善惡觀念，罔顧因果法則，把維繫人類社會的正信誣爲「迷信」要大力破除……經過幾十年對文化的摧殘，中國人被驅向心無所敬、志無所崇的精神荒漠中，於是這個邪教就讓中國人民管它叫「媽媽」，稱它爲「太陽」「燈塔」，宣傳它「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共產邪教所作的這一切正如《九評》所說：堵死了天堂路，打開了地獄門。

　　人類的正常生存依賴於兩種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當今的中國這兩種環境已岌岌可危。鄭義先生近年所著《中國之毀滅》一書用翔實的資料可信的數據給人們展示了一幅幅當代中國的山水畫卷。這是一個資源日益枯竭、生態極端脆弱、環境嚴重惡化的中國；這是一個山河破碎草木含悲物侯失常天地如晦的中國；這是一個使神州兒女感到愧對黃天后土愧對先祖先宗愧對子孫後代的中國，這畫卷的真正創作者正是共產邪教。它不僅危害着山河大地也敗壞着世道人心，對共產邪教下人間的醜惡人心的腐敗人性的墮落和人格的變異，不必再一一羅列了，那林林總總的社會現象表明了人心的大潰敗，這潰敗可概括爲：真話說不得，道理講不得，好人做不得，良心憑不得。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共產邪靈的猙獰面目，它以黨的形式附着於中國社會，操控人的思想，變異人的心性，一步步地把中華民族推向災難的深淵。

　　三、傷害生命「神髓」

　　人類社會也是一個生命系統，共產邪教經濟上的瞎折騰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傷及的是生命的皮肉，它在思想文化上的毒害傷及的是血脈，而最根本的傷害必是對生命神髓的傷害。我以「神髓」指民族精神的內核、文化的精髓，並不揣淺陋講之表述爲：崇道重德，敬天修己。竊以爲這是五千餘年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命脈所在，也是博大燦爛的華夏文化的生機所在。其中的「道」與「天」雖非言語所能盡示，但他是民族生命的淵源，精神文化的根底，他與「德」「人」構成了人類精神的內在關聯，形成了多層次的超越性生命精神體系，這關聯和體系是人生命珍貴之所在，是宇宙法理的一個生動體現。共產邪靈是由龐大的宇宙生命體系中敗壞的物質形成的，它所做得只能是以自己的特性浸染中華民族的精神，使中國人逐漸失去仰視上蒼反躬自己覺悟關聯的能力。這突出地表現爲它對一切精神信仰的壓制，對一切宗教活動的限制和對地下教派的打壓。特別是近幾年對真善忍的猖狂誹謗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更徹底暴露了共產邪靈的險惡用心。

　　自古以來正教正法無不是叫人向善開人心智導人重德以體道，同時又能正本清源光大文化造福人間。法輪功涵括了中華文化的底蘊，是當今能使人們的心靈於「大道」「正法」 相通相聯的功法，這在無數修煉者身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他們善良平和、真誠正直和忍讓寬容的人格精神不僅生動形象地詮釋出中華文化的真義，也透示出人生命中秉承於上蒼的那份博大、純真和高貴。這與共產邪教虛假醜惡殘暴的性質以及所形成的狹隘自私，、詭詐多變、卑瑣苛且的人格徵狀恰成鮮明對照。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器，共產邪教決不容許在中國出現一個與它的性質截然相反的社會羣體，這既是出與共產黨的政治本能更是出於共產邪靈的生命本能。

　　也許有人會說，共產黨不是也講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文明還提出「以德治國」嗎？這確是事實，但與這種宣傳上的事實相比，真正顯示出共產黨本質的是社會道德日益下滑、腐敗之風愈演愈烈的社會現實。其中的原因正如《九評》所言共產黨產生之初便爲邪靈注入，邪靈的性質是無道德反道德的，這是共產邪教與生俱來無可更移的本性，儘管它時或會因自身的性質而痛苦；再者，幾十年來共產黨不能容忍出現異己的意識形態，它以黨的性質裁剪扼殺一切宗教信仰和文化觀念，極力宣揚無神論，斷絕了民族的精神滋養，使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設在今天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法輪功的洪傳不僅在客觀上使社會道德回升，更重要的是這意味着中國人心靈的甦醒和精神的覺悟，這種甦醒和覺悟預示着邪靈將失去對人的精神控制,它在內心裏真的會哀嘆：法輪功在同共產黨爭奪羣衆，爭奪人心。正是爲了「人心」它不惜舉一國之力破壞宇宙法理的洪傳，要人放棄修煉之心，妄圖掐斷兩者之間的精神關聯。不過作爲邪靈它很清楚：共產黨對法輪功的迫害是註定要失敗的，它的歷史使命也將因此而宣告終結。它所能做的只是在人間形成這樣一個歷史局面，讓人去承受這個局面所可能帶來的後果。

　　四、「整人」的歷史

　　人類的歷史其實是一個深遠悠長充滿意味的故事，其全部情節都是在爲人類的最終命運鋪排出人自己的足跡。我們所經歷的歷史事件，表面上看是歷史鏈條上一個承聯前後的環節，深層上看都是對歷史中人的性質的一個設定。作爲鏈條的環節歷史塗着人的色彩，作爲對人的設定歷史則烙有背後某種力量的印記，歷史的意味也許就在於將人從一種狀態帶向另一狀態，實現歷史的某種目地。以共產黨建政爲標誌共產邪靈完成了對中國社會的全面附着，但要完全控制中國人的精神，將其置於它所設定的某種狀態，還需要打造出一系列歷史的環節。

　　回顧共產黨在中國五十多年的爲政歷史，可以看到它完全是由各種形式的運動構成的（改革開放其實也是一次社會運動）。表面看這些運動都是出於維護鞏固政權的目地，但考察其歷史動因使人感到這些運動大都缺乏現實的根據，它們並不是在共產黨權利面臨危險的背景下發生的，而帶有明顯的「人爲」色彩，像是一種惡意的製造。例如：反右是爲「引蛇出洞」設下的「陽謀」；大躍進是「主觀上的狂熱冒進」；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史無前列的繼續革命」；六四似乎是個例外，但共產黨卻對之採取了並非必須的「斷然措施」時至今天就連共產黨領導人對此都感到理虧心虛；至於對法輪功的迫害更像是平地起風波，共產黨自己也難以找到一個像樣的理由。由於這些事件似乎缺乏歷史自身的必然性，人們就自然生出一種印象：共產黨是專門「整人」的，我以爲這個印象可能比政治分析、制度探討更接近事情的本象，它凸顯出歷史大幕後面邪靈的陰影，這邪靈就是存心製造出一個「整人」的歷史過程，這樣才能更深地控制住人，才能逐漸地蛻變人的精神，才能一步接一步地將歷史置於一個特定的狀態（共產黨歷次運動的社會後果及其關係可參見筆者一月六日發於「大紀元」的《歷史無情天有意，撥去煙雲始見真》一文。

　　這個「整人」的歷史不僅內涵十分邪惡，歷史自身的表現形式也顯得異乎尋常。幾十年來一波接一波的運動，反反覆覆出現的政治鬥爭的起－落、經濟的熱－冷、思想文化的放－收，形成一種高效率大節奏的社會動盪模式，完全改變了五千多年中國歷史自身的嬗變節律，也迥然不同於當代西方社會的歷史流程，這種忽左忽右的社會波動並不是在推動社會進步，而是社會的病症，就像一個人在急促地呼吸，並不是生命力旺盛的標誌，而很可能是生命機能衰竭前的迫切需要。這或許反映出共產邪靈要用自己的性質加快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謝過程，以實現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將中國人置於某種狀態的急切心情。

　　世間的變化也頗能說明問題。無論是我們昨日對政治的滿腔熱情還是今天的厭惡恐懼，無論是過去對一切宣傳不假思索的信從還是如今的對一切都不相信，從對未來的真誠憧憬到過一把癮就死的縱情當下，從解放全人類的豪情壯志到對現狀的無奈和麻木－－這都是邪靈設定出的中國心態，，它以這種大起大落變幻無常的歷史形式，讓我們在希望與無望間跌宕起伏，在眩目的幻象與昏暗的現實中盲目碰撞，使人的精神失去向往而流於感覺，使人的生命失去警覺而趨於混沌，在歷史中懵懵懂懂地走向邪靈所設定的位置。

　　五、將歷史置於這個狀態

　　共產邪靈對中國社會的附着和操控是中國歷史的惡性變異。這變異固然有歷史自身的原因，因爲在共產黨身上集中體現了歷史在漫長的演變中形成的人類醜惡一面：自私、狂妄、多疑、殘暴、虛僞、詭詐、無恥等。但一個政黨能集歷史文化的糟粕於一身且在一定程度有操控着歷史，這是歷史自身難以解釋的。他很可能來自於歷史背後某種力量對歷史的一次干預，干預造成了歷史的惡性變異，從而才能形成令史學界迷惑不解的中國歷史斷層現象，這個斷層就存在與共產幽靈傳入中國的五四時期。

　　人類的歷史在廣漠的宇宙中不會是一條孤寂的流線，它當是宇宙歷史雄渾壯闊的和聲中的一個樂音。超歷史力量對人類歷史的干預並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雖然這干預有着更深更大的背景和人所不知的目地，可它顯然與人類有着直接的關係，我們現在所經歷的就是干預所帶來的歷史後果－－共產邪靈對中華民族的精神控制。這也就意味着共產邪靈的出現不是出於對人類社會政治權力的貪婪，而是從屬於更大空間的歷史演變，邪靈的精神控制就是要將人的命運同它捆在一起，爲這個演變在人間着上一筆嚴酷慘烈的色調。但不管怎麼說，共產邪靈既然在人間肆虐，人就負有揭露和摒棄它的責任和使命。因此退出共產黨，對之採取不合作態度，從各個層面上清除它的思想毒害，都是我們需要做的，同樣需要的還有來自我們內心的一種覺悟－－能夠徹底顛覆歷史的一切設定迴歸生命本源的覺悟。這覺悟不具有特定的歷史內涵、社會目地和政治訴求都可能是共產黨最害怕的。

　　共產黨的歷史就是追求和維護絕對權利的歷史，作爲一個政治組織它並不刻意掩蓋它的專斷和獨裁，不十分懼怕對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的揭露和抨擊，事實上幾十年來它一直面臨着黨內外國內外政治上的質疑和譴責，它知道表現於政治層面的東西往往呈現出兩面性，因此它可以拼湊一些緣由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在基本制度的框架下通過權力形成一套自己的社會運轉模式而使民衆的政治心理習慣升值依賴於這套模式；也可以在不得已時做一些政改的文章延續它的存在。因爲共產邪靈作爲一生命體它真正附着的不是政治制度和國家權力而是人心，人精神的特定性質和狀態爲共產邪靈提供了基礎，（當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是共產邪靈危害人間的必要條件，對制度的分析和批判也是需要的）。而像法輪功直至人心的力量，真善忍對人心的歸正，如同一面心鏡反照出共產邪靈的邪惡和空虛，從根本上瓦解了它對精神的控制，使它賴以存在的基礎不搖自潰，這對共產邪靈是致命的，因爲它已找不到任何可以存在下去的根據，就像夢境不可能存在於人覺醒後一樣，邪靈在真理面前只能化爲烏有。

　　這決不意味着法輪功的傳出是爲了使人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而只是說人真正的覺悟可以體現在生命的各個層面，其中包括消除各種形式的精神控制。當然對法輪功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認識和選擇，從一定意義上說法輪功的廣泛傳播也正是人選擇的結果。但是當共產黨對法輪功的誹謗和迫害使我們的認識和選擇變得異常困難時，或許這就是共產邪靈以自己的全部歷史爲中國人設下的一個歷史狀態，在這個歷史狀態中邪靈已經死去，但正如《九評》所說只是陰魂未散－－它要把這個特定的歷史狀態留給中華民族，留給未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