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外就医抢救期间离开中国

9月27日，华盛顿DC法轮大法学会在美国国会RAYBURN 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感谢美国政府为安顿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伟勋所做出的努力。在新闻发布会上，李伟勋女士讲诉了自己由于修炼法轮功，在大陆看守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在保外就医抢救期间才得以离开中国的经历。

今年7月，美国国会很有影响力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James Sensenbrenner)写信给负责接纳难民的美国国务院，敦促国务院认真处理法轮功学员申请难民的案例。国会也在多项决议案和多次听证会上对法轮功学员的境况表示关注。

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难民机构的协助下，李伟勋在经历多年颠沛流利后终于获得了自由，她说：“虽然我今天获得了自由，可是我的哥哥，一个没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因为营救了我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而被判处了8年徒刑，至今还在大北监狱受折磨，在里面被迫害得头发都白了。”

李伟勋的故事开始在美国流传……

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六年了，在海外正直媒体的努力下，人们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了迫害真相，对他们坚持真理，舍生忘死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具体生活，特别是他们如何处理好家庭关系，很多读者还是空白。

李伟勋1957年5月26日出身在辽宁，属鸡的，今年48岁。父母都曾是部队里的“中共老党员”，家有一个哥哥，三个妹妹，她和丈夫都在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分党委部门工作。一个无神论的中共党员是怎样成为修佛修道的修炼人呢？我们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高兴啊，止不住想笑出声”

伟勋说：“我是1996年春天偶然遇到法轮功的。文革时爸妈受到冲击，9岁的我就负责全家七口人的做饭和洗衣。那时人还小，够不着锅台，我就搭个板凳站在那，摇摇晃晃，战战兢兢的。东北的冬天洗衣服，冰水刺骨的寒冷，透心的凉。从那时起我就患上了气管炎和类风湿症。当我快40岁时，类风湿症侵袭心脏病、脑供血不足，腰胯腕指关节肿痛变形，睡觉连翻身都得丈夫帮忙，三十多年的病痛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药吃了很多也不见效，那时心里的苦啊，只有自己知道，活得真是没滋没味的。

久病乱投医。我曾跟人学过XX功，后来才明白这种气功很不好，学了后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乱动，气功师在那发功，我这边就跟着比划，手舞足蹈的，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每年都要交钱去学功听课，XX功里面那些人为了挣钱，你争我夺，内部矛盾很多，最后我就不练了。

记得96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去沈阳的滑翔公园散步，看见一群人在那站着炼功，我径直走去，一个人见我过去就迎上来，我才知道他们在炼法轮功。我表示想学，于是一个义务辅导员就过来教我，当天我就学会了四套功法。

当我闭上眼睛炼抱轮动作时，一种说不清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让我感到忍不住的高兴，要是没人在场，我相信我会笑出声的。辅导员见我笑，就问我是不是看见啥了，我说没看见啥，只是觉得心里舒坦，眼前亮亮的，一片白。

炼完功，我开始看《转法轮》，我读完“论语”就舍不得放下了，于是我就捧著书，一边读一边穿过马路往家走，一路上就这样如饥似渴的读着。等我读完《转法轮》，我觉得我找到生命的归属了，那种激动，那种震撼……几十年的寻觅，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

伟勋说到这，哽咽着，眼泪像珍珠一样一串串的往下落。停了好一会，她才接着往下说。

“人们后来常问我炼法轮功咋把病炼好的，我说不上来，我都不知道我的病是什么时候好的，我只知道这是本宝书，我天天看书炼功，我所有的病就不翼而飞了，我再也没有病痛的苦难，再不需要吃药了。

看到我的变化，全家人都觉得神奇。不知不觉妹妹和儿子也炼法轮功了。婆婆从新加坡女儿家回来，跟着我听了三遍师父讲法录音，99年7月19日我教她练功，可第二天迫害开始了，婆婆就停下来了。

左手右手砍哪个呢？

记者：99年中共对法轮功镇压，迫害步步升级，您却一级级上访，最后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后，在面临失去工作，家庭破裂的威胁下，您是怎样想的呢？

伟勋：“720迫害开始后，我先后两次去辽宁省委上访，给有关部门写信，同时正常上班，在家学法炼功。到了99年10月底，中共对法轮功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造谣，我再也无法呆在家里了，就在11月9日进京上访。两天后我和妹妹被押回沈阳市大南收容所，他们要求我写保证不再进京上访，说写了就放我出来，我不写，他们就让家属来劝我。

丈夫第一次见到我时，泪水在他眼眶里转，他紧紧的握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小名：“伏啊，咱先回避下，不可以吗？”我回答说：“不，我不能说假话，修炼不能停。”

我和丈夫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夫妻情分非常深厚。他知道我没做错什么，可他又如何抵挡这突如其来的，来自整个国家机器的镇压？当时他强忍着泪水说不出话，松开我的手，慢慢转身离去。

第二天他们从铁岭找来我70多岁的老母。记得那天哥哥和我先生搀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出现在收容所里，我惊呆了。看着老泪纵横的妈妈，我的心颤栗着，妈妈说：“伏啊，写一个吧，咱好回家，听话！”我忍着眼泪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做错什么，不能写”。

“妈给你跪下了！”我赶忙托着妈妈的手臂说：“妈妈，不要这样，我炼功身体好了，心也开阔了，这您是知道的，妈妈，我做的都是合法的，违法的是他们”。妈妈最后流着眼泪离开了，望着妈妈的背影，我的心在滴血……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政党，利用手中权力来违背宪法，反而威逼百姓在良知与亲情之间做出抉择，这是何等的残忍无道！！！

就好比强盗把你抓去了，他要砍掉你的手臂，他问你砍左手呢还是砍右手，就好比强盗要杀你的儿女，是杀儿子呢还是杀女儿？你选哪个都不对。法轮功我要，家庭孩子我也要，但江泽民集团却逼着我们在无法选择的事中进行选择，这不是流氓做法又是什么呢？

文革又来了！

记者：您被关押出来后，工作家庭又怎样呢？

伟勋：“拘留期满后，我所在单位的党、政、工、团及单位公安处负责人轮番做我的转化， 像文革一样，单位发红头文件到各级部门，还每天在三万名员工面前用高音喇叭批判了我一周。

同事们听到“李伟勋”这个名字，都以为是重名，是别的人，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我是爸妈听话的乖女儿，连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做主的，我还是丈夫温顺的贤内助，从没听见我跟丈夫顶过嘴；在单位里我是最容易相处的同事，让干啥就干啥，从不挑三捡四，谁都没想到，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却在性命攸关的事上坚持信仰不退缩，最后我被单位开除了党籍。

事后街道派出所经常派人到我家来，节假日敏感日更无遗漏。婆婆被告知：你儿媳妇炼法轮功，你们就是反革命家属。年迈的婆婆时常被吓得尿裤。事后婆婆也纳闷：我都是经过文革的人了，当初咋没拦着媳妇，不让她进京上访啊？哎，“我当时觉得共产党变好了，不会再搞文革，谁想到它还会镇压老百姓，文革又来了啊！”

我曾对来我家的片警讲，我40多岁了，修炼法轮功不是盲目的选择，炼法轮功解除了我的病痛，知道了做人的理，《转法轮》一书是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叫想修炼的人如何修炼的。修炼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炼法轮功就象你喜欢练太极拳她喜欢跑步，而我选择了法轮功。警察明白这个理，无奈的表示：我说了不算啊。

走吧，给你留条活路吧

记者：在所有人中，您丈夫可能压力最大，他对你怎样呢？

伟勋：“丈夫是很好面子的人，他和我，还有我家很多亲戚都在同一公司，所有亲人都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株连。丈夫经常被找去谈话，让他做我的转化工作。在外面，他顶着压力极力维护着我，回到家也忍着，不说什么，可时间长了，精神上就受不了了。

2000年的一天，丈夫对我说：“我们假离婚吧，下来我们还住在一起”，我明白丈夫的处境，单位逼他与我划清界限，孩子的前途也让他担忧，但炼功人不能说假话，于是我说不，丈夫想想也就不提这事了。

其实丈夫也明白，他遭受的苦难并不是我的错，他有怨气不该冲我发，因为我是受害者。就好比凶手杀了人，你不该怨这个被杀的人没保护好自己，小偷偷了东西，你不该埋怨人没把东西放好，可现在中国人的观念都变异了，不知不觉中又埋怨起受害者了。

我能体谅丈夫的苦，男子汉大丈夫，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有眼泪也只能往肚里咽，实在憋不住了就借酒浇愁，借着酒劲哭出来，于是丈夫开始酗酒，冲我发脾气。

后来我因做大法资料被警察抓捕，被迫流离失所。2001年的一天，长期巨大的压力让丈夫的承受到了极限，他再次提出离婚，当时他把协议书都写好了。丈夫说，“我无所求，只想过正常人的正常生活，现在担惊受怕的，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能理解他的痛苦，于是平静的说：“你要是另外有人了，我也不拦你，只是婚姻大事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相信走一圈回来，你还会来找我的。”丈夫深深的叹了口气，最后问我：“财产你要啥？”我说：“人都没了，还要啥呢？”当天晚上丈夫拿着离婚协议书走了，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离婚的事，他知道自己是割舍不了这份情义的，他也知道错的不是我们。

后来当我离开中国时，丈夫把我送到机场，他一直默默的流泪，最后他说：“走吧，给你留条活路吧。”

为了真理舍命而不足惜

记者：能详细谈您第四次被抓，被折磨得全身瘫痪，后又死里逃生的经历吗？

伟勋：“2002年1月13日，我所在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点被暴露，我与几位同修被绑架到了沈阳铁西凌空派出所，四天四夜不许睡觉，审问资料来源和相关人员。

为抗议非法绑架，我开始绝食，因为我没罪，所以拒绝回答他们的审问，警察就用书卷成轴打我的头、脸；将我背铐在椅子上，提起铐着的双臂向上拉，手铐卡在肉里，渗出了血；用皮鞋跟踩我的脚趾来回拧、踢我的脚踝关节、小腿骨；用一寸粗的铁管打我的小腿骨，我咬紧牙关，挺着就是不说话。

第二天他们换了两个打手，说不打我，但要折磨我，他们让我蹲下我不服从，就他们用双手掐住我的肩膀、脖子，往下按我。看我还不蹲，一个揪住我的衣领往下拉，一个在后面踹我的小腿，见我仍不蹲，其中一个大个子打手，用胳膊肘猛击我的脊椎和颈椎。

当时我感到整个胸腔都被震开了，随着一次又一次猛击，我的头“嗡”的 一下，随即栽倒在地。接着他们硬拽着我的衣领拖着我，逼我做蹲的姿势，我已无力站起，双腿麻木失去知觉，瘫倒在地上。”

记者：人身都是肉长的，面对这样残酷的折磨，您不疼吗？

伟勋：“当时我的注意力没想着疼否， 我只想着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所作的一切没有错，是大法给了我新生，我不能做丝毫对大法与同修不利的事。当时我深深地感到，强大的正信，正念威力在支撑着我。

回想在大陆的风雨岁月，我那时心很静，什么都不多想，但思维很清晰。哪怕走在喧嚣的大街上，我也觉得自己好像独自在旷野里，溶在其中，很高大……那种境界，那种状态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记得我在给省政府的信中说，《转法轮》是叫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 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明白了真理的人们，是会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

只剩一副骨架躺在丈夫怀里时，我知道终于活着出来了

伟勋：“第三天他们又换了两名公安局的打手，其中一个一见我就说：“宋恒杰就是我打死的。”另一个补充说：“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宋恒杰是和我同住一区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被迫害致死，公安对外诬陷他是自杀。

打死宋恒杰的凶手粗暴凶狠地将我拽到他跟前，左右开弓打我耳光。面对杀人凶手，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内心格外平静。我静静的看着他。修炼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生死关头更显神奇。当时空气凝固了，四周静极了，凶手的手停在了半空，落不下来。

轮番的折磨失败后，2月9日他们下发逮捕通知，要给我判刑。我拒绝签字，检察官说：“不签字也判你。”事后得知，他们对我缺席判处了16年监禁。起初我想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但我转念一想，我不应该承认他们强加给我的非法关押，监狱不是好人应该呆的地方，我应该出去，我要出去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功是冤枉的，法轮功是教人修炼做好人的。

在当时中国那种黑暗的环境下，能从监狱里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保外就医。由于在看守所的长期迫害，2月17 日我的上肢开始不能动了，浑身还长满不知名的疙瘩，刺痒钻心。20天后我的双腿也不能动了，手脚肿得发亮，几天后我牙关发紧，不能说话也无法进食，人陷于昏迷状态，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为推脱责任，这时沈阳市610才批准我保外就医。当亲人把皮包骨头、只剩一副骨架的我抱上车，我躺在丈夫怀里时，我知道自己终于活着出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