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新華網「要聞」第一條刊登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執政能力是重中之重》裏，最後一段也提到「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中華網文章說，中國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同盟的領導人黃炎培，曾於抗戰勝利前夕，以國民政府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當時他有感於“歷史上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初起之時，都是艱難困苦、聚精會神，力求從萬死中求得一生，因而無不顯得生氣勃勃、氣象一新。及至環境漸漸好轉，精神也就漸漸放下，於是惰性發作，日趨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榮取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在臨行前，他向中共領袖毛澤東表明了自已憂慮，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居安思危，在將來帶領全國人民跳出歷朝歷代「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
　　
文章說，黃炎培在後來發表的《延安歸來》一文記錄了他自已提出這個問題後，毛澤東當時給他的回答，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段對話在當時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被時人稱爲堪與千古「隆中對」媲美的「延安對」。

轉眼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人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延安，投向了這個當年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延安對」的地方，他們二人的對話分明猶在耳邊，目前我國社會的現實也讓人不得不再次對這個千古不變的命題深入思考。黃炎培提出的「歷史興衰週期率」是客觀存在的，……；我們還沒有能夠有效的擺脫這個「歷史興衰週期率」的魔掌，我國目前種種腐敗醜惡橫生的社會現實是明證。

我們不禁要問：這是爲什麼呢？難道這是中國人永遠的宿命嗎？毛澤東不是早就給出了答案了嗎？爲什麼還會這樣？是的，毛澤東早就給出了答案，而且這個答案也不錯，就是「民主」，就是「人民起來臨督政府」，就是「人人起來負責」。而如今我們知道答案，卻依然沒有能夠有效地防止權力部門及其人員「惰性發作，日趨下坡」，效率低下，人浮於事，腐敗叢生，以至於民怨沸騰（朱鎔基語），這隻能說明我們並沒有照上述三句話去作；說明我們的「民主」還很不完善，我們的「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機制和環境沒有形成，「人人起來負責」的「人民民主權利自治」的架構仍不存在。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的憲法早就規定了人民的權利了，在我們國家人人都是國家的主人，人人都有監督政府的權利和義務；而且我們的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也在就職時莊嚴承諾了：自覺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率先垂範了」。是的，這都是事實，但只要是實事求是的人，也同時會承認我國目前面臨的嚴峻形勢照樣也是事實，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爲什麼我們的憲法和其它法律執行的情況並不好呢？爲什麼老百姓們常常認爲「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一到下面就徹底走了樣，並且這已經成爲痼疾了」呢？
　　
在此，我不由得想到了近年來同樣引起了人們極大關注的「黃宗羲定律」，這個定律因爲溫家寶總理的多次引用而備受注目，它說的就是「歷史上稅費改革進行過不止一次，象唐朝的『兩稅法』、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等等。從王安石到張居正，多少次變革，稅費合併，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

後來，明末清初有一個思想家叫黃宗羲總結一個定律，黃宗羲稱之爲『積累莫返之害』──黃宗羲定律。」其實說簡單一點，就是「每次改革實行新政時，總是先將多種稅費合併爲一種或很少的幾種統籌稅，百姓暫時稅費減少；但過不多久，國家權利機構及其官僚就會有一千個理由、一萬個道理，忘掉這一種或幾種稅裏已經包括了所有的稅務，從而再重新一步一步增加各種稅費，這樣一來，不但百姓要交已經包括了完全稅種的統籌稅，還要重新再交原來免掉的各種稅務，從而負擔不減反增。」嗚呼！王安石到張居正他們的變法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爲他們無法擺脫「黃宗羲定律」的束縛，他們的變革不能成功也同時就註定了他們立身的王朝同樣也逃脫不了「興衰週期率」的控制；這是因爲他們變革失敗的根本阻力來自於「既得利益集團」極強有利的阻撓，在那種「不實行人民權利」的專制體制下，因循守舊的封建官僚爲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掌控了層層行政權、司法權，形成了一個巨大令人窒息的網絡，縱然是身居相位的王安石到張居正們，也只能興一時之法，革一時之弊，無法撬動涉及整個社會利益重新平衡的槓桿，最終卻在「只要我現在榮華富貴，哪管死後洪水泡天」的自私「既得利益集團」龐大網絡的作用下，銳氣消磨貽盡，以失敗告終。而廣大的處於弱勢的人民的利益，終究只能是水中花、鏡中月，老百姓們也只能一忍再忍、苟延殘喘，直到有朝一日，或天降洪荒，人民忍無可忍、揭竿而起，或是外侮驟至，百姓麻木不仁，冷眼旁觀王朝覆滅，「歷史興衰週期率」一再重複，實是可悲可嘆。

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歷史現實，千百年來人們望之興嘆。究根溯源，就是因爲不管你實行的是哪一種制度（既哪一種利益分配機制，因爲政治制度實爲利益分配調節制度），時間一長，自然而然就會有人因爲這種制度而受益，就會形成相對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就會利用自已已經掌握的權利、金錢、宗教、道德、文化等各種社會資源，爲維護自已的有利地位服務，就不可避免的處於保守頑固的地位。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大量人羣，卻因爲在各個方面都處於不利地位，在子女教育、致富資本、發展潛力等方面越來越沒有與強勢羣體相抗的能力，差距便越來越大。差距越大，既得利益集團就能感受到自已的成功和虛榮，就愈發變本加厲的壓迫弱勢羣體，最終就必然到瘋狂的程度，造成階級對立的矛盾不可調和，只能走向崩潰，整個社會只得被採取暴力的方式全面推倒，徹底再來重新調整利益槓桿，而在這個過程中種種人間慘劇及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就不多說了，其代價罄竹難書！

從這個角度，讓我們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來看，社會財富的積累和人類社會的進步，其根本動力就來自於處於弱勢地位的廣大羣衆向強勢羣體不斷轉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和平的、有效的循環往復，國家的國力就呈螺旋式上升；而如果這個過程總是以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爲條件，反覆在巨大的破壞之後來行艱難的恢復，而且在破壞之後仍不能形成「和平螺旋式上升」的機制和條件，也就只能在“「歷史興衰週期率」的圓圈內原地踏步。

文章說，而再回到現實之中，我們要打破「歷史興衰週期率」，必然首先突破「黃宗羲定律」，打破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的「權利、金錢、宗教、道德、文化等各種社會資源」的壟斷，消滅一切形式的長期既得利益壟斷集團，形成社會本身的「利益平衡不間斷調節功能」，這種功能只有在整全社會的全民的全面參與下，才能得以真正貫徹執行，才能保證其有效性、公正性、合理性，從而才能得到全社會的認同，才能有效的運行。

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利壟斷，真正做到執政爲民，才能跳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興亡週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