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纪元记者秦飞编译报道，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危险”，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为什么有些人会烧掉自己的房子。
道德危险基本上来自扭曲的奖励体制。衡量中国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是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而全然不顾其消耗多少资本。
这些巨额投资由逆来顺受的银行系统来承担。四大国营银行有约一半的坏账，对那些省级领导和市长们来说，这与他们毫不相干。不错，坏账是一个问题--那是北京政府的问题。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拉格曼（Paul Krugman）的说法，“道德危险”，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方作出需承担多少风险的决定，而一旦事情出现问题时，风险有另一方来承担。
克拉格曼在他1999年的 “经济萧条的回归”一书中说，“借来的钱，本生就容易产生道德危险。”在2004年的前两个月，中国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猛增了百分之六十五，这比国家政府的资本支出高出五倍。中国的大肆基建导致全球商品价格产生了无法持久的泡沫。以黄铜为例，中国进口黄铜来加工管道和电线，在二月增加了一倍。在伦敦交易市场，黄铜的期货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四分之三。
Lehman Brothers预计，如果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的速度增长的话，在2004年，国内资产支出将占全国总产值的一半。这个投资比率太高，因为这将导致从原材料到电力，各种物资的短缺。
更糟的是，中国公司无法把上涨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二月，钢材的价格比去年涨了百分之三十五，中国的汽车价格仍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一。原材料涨价“使中国制造业者的利润大受挤压”。
到2003年中，中国大量的资本支出被用作炫耀中国需要大量投资的例证。这越来越象一个得了贪食症的患者。国家总理温家宝已在上月许诺阻止“盲目性”的投资。
到目前为止，北京希望通过收紧信贷来给投资降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四月二十五日起，银行存款的现金储备比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七升到百分之七点五，这增加的百分之零点五将从金融系统中抽走一千一百亿元（一百三十三亿美元）。
但是，太多的资金仍陷在经济的泥潭中。中国资金供应最广义的衡量基准M2，在二月份上升了百分之十九点四。这比中央银行在2004年预计达到的百分之十七的目标高出百分之二点四。分析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包括增加利率。高利率可能会解决当前的问题，但仍无法解决中国的道德危险问题。
只有北京政府促使银行建立其自我的风险管理体系，道德危险才能被消除，这样那些政客就无法再对信贷决定施以影响。
“地方政府通过兴建许多新的项目来与中央作对”，摩根.斯坦利驻香港的经济学家安迪.谢（Andy Xie）说。“如果中国不采取有效措施，经济硬着陆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季度的国内总产值将显示出中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着陆的端倪。如果增长速度不能低于去年的百分之九点一，就意味着北京政府正在输掉这场对抗道德危险的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