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軍頭江澤民的出席顯得格外醒目，再次凸現了畸形的體制現實：如果說，中國現行制度的核心是黨權至上的正規體制的話，那麼在黨權高層的核心就是軍權至上的非正規體制。「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暴力奪權，在奪權之後就是「槍桿子聽政」的暴力維權。毛澤東時代，每到黨內權爭的關鍵時刻，老毛必要發出「重新上山打游擊」的威脅；鄧小平時代，老鄧一直玩著「垂槍聽政」的權力平衡，無論是六四還是南巡，鄧的一言九鼎的權力都來自他對軍權的掌控；老鄧死後，江澤民從黨政軍三權獨攬到留任軍頭，玩的仍然是槍桿子至上的老把戲。

一類是最高層權爭對新主的威脅，主要來自「軍權」對「黨權」的制肘。雖然十六大的權力換屆，乃中共執政史上的首次和平交接，但江澤民模仿鄧小平的「垂槍聽政」，仍然使胡溫無法完全獨立執政。胡溫爲了鞏固自身權力，在缺乏黨內高層資源的情況下，只能通過爭取民意支持來達到鞏固自身權力的目的。所以，胡溫在避開與江澤民勢力的正面交鋒、繼續高舉「三個代表」旗幟的同時，也必然對「三個代表」進行「爲我所有」的改造，以「執政爲民」的「新三民主義」架空「三個代表」，用「以人文本」的平衡發展觀代替「經濟第一」的跛足發展觀，以關注弱勢羣體和社會公正代替優惠精英和先富政策，從而塑造出自己的「親民路線」這一政治品牌。胡溫上臺以來，正是藉助於SARS和孫志剛案所提供的契機來展示其不同於江澤民的爲政作風；通過加大反腐力度、縮小貧富差異、大幅度減輕農民負擔等政策調整，巧妙的凸現不同於「江朱時代」的執政方針。其目的就是爲了贏得各界精英和大衆的民意支持。

另一類是獨裁體制的合法性危機對政權穩定的威脅，既來自世界大勢所凸現的歷史潮流的外來壓力，更來自國內各類深層矛盾積累所導致的內在壓力。爲了緩解合法性危機和怨聲載道的民意，現政權只能基於「載舟覆舟」的統治術，一方面不斷調整意識形態說辭（從鄧小平的「三個有利」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再到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和發展戰略（由「效率優先」、「一部人先富起來」到「均衡發展」），另一方面關注民怨最大的腐敗氾濫和兩極分化等事關社會公正的大問題，通過口號變化和政策調整來平息民怨。也就是通過權宜性地「執政爲民」來達到維持政權穩定的政治目的。於是，「民意」會在經過嚴格的篩選之後，有限地轉化爲官方意志及其決策。

在此親民路線下，胡溫體制似乎更在乎民心向背，對民間訴求的回應更具彈性，甚至時而會表現出有限容忍和正面回應的姿態。然而，無論怎樣親民，胡溫的執政底線決不會改變，即在確保獨裁黨的恩人地位的前提下，以俯身傾顧的親民策略來鞏固其壟斷的恩人地位。對於胡溫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言，就是儘量利用體制資源來爭取民意支持，把自己塑造成比前任更開明更親民的救主。

至於如何變「黨權至上」爲「人權至上」，並不在胡溫的政治視野之內，而在民間力量的不斷擴張之中。

2004年3月5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