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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告诉未来!(七)艰难岁月(多图)
1999年10月26日,在北京郊外一家宾馆的这间会议室里,一个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主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正在秘密举行。在座的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的驻京记者。他们是在当天接到通知后被辗转带到这个地方的。 1999年10月26日,法轮功学员在北京郊区成功地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揭露迫害,有7家世界著名媒体记者到场。 美联社摄影师 碧翠斯.特宾(Btrice Turpin):两天前我在天安门广场拍摄被抓住,和以往一样,我不得不把磁带藏在内衣里面躲了过去。警察威胁说,如果我再拍摄有关法轮功的内容就会把我赶出中国。现在刚刚过去2天(就遇到这个新闻发布会),所以我当时确实感到有些紧张,但更多的还是兴奋。 西方记者不寻常的经历和感受,源自于此刻中国对法轮功的严酷打压和对相关信息的严密封锁。 7 月20日之后,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持续上访,使镇压事件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美国ABC电视、加拿大电视、日本电视、瑞典电视、巴西电视、澳大利亚电视、美国国务院、CNN电视等海外媒体相继做了报导。虽然人们此刻对这个修炼群体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从自由、人权、法律的角度出发,西方社会普遍对中国领导人的强制镇压手段持批评态度。 澳大利亚电视台一位记者表示:人权组织说,这个事件再次证明了,只要中国政府高兴,法律可以被轻易地丢到一边。 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江泽民当初设想的那样--让法轮功迅速地消声匿迹,镇压反而使这个群体走上了世界舞台。这时,他急于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 从 8月到10月,江泽民频繁出访世界各国。在参加了与吉尔吉斯坦和俄罗斯等前苏联五国元首会晤之后,又接连访问了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以及英、法、葡萄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欧洲和中东地区。这些访问名义上是为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重申对台湾问题的强硬立场,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外交、中国国土资源以及经济利益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对镇压法轮功采取合作态度。 8月24日,江泽民向前苏联五国元首提出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法则,并称之为“新干涉主义”。随后,他与各国签订了《中吉哈三国国界交界点协定》和《中吉国界补充协定》,将部份有争议性的领土划分邻国。 9月13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亲自将一本宣称法轮功“欺世害人”的宣传小册子赠送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其他19个成员国的元首。 10月25日,在宣布向法国订购价值25亿美元的“空中客车”飞机两天后,江泽民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的书面采访。在采访中,他首次公开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 按照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没有权力擅自作这样的宣布的。对此,有媒体评论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并且非常情绪化。第二天,中国各大官方媒体头版头条刊载了江泽民的讲话。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规定对违犯者可判处高达终身监禁或死刑的刑罚。 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江泽民在世界范围的新一轮攻击无疑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在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真正和平、理性、不屈不挠的群体。 1999年10月28日的北京新闻发布会就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邪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二天召开的。 美国学员程女士:那时候学员非常的艰苦,他们住在北京的郊区,身上又没有带多少钱,但是为了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专门有人负责把每个人里外的衣服都穿戴的整整齐齐,包括还买新的衣服。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一定要展现我们大法弟子的风貌。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外的学员还和他们商量,就说,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用真名,这样对你们太危险了。然后国内的学员说,一定要用真名,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的,怎么可能用假名呢? 当天晚上,美联社和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新闻发布会的照片。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有机会了解这场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和这个正在遭受迫害的修炼群体。 其中一位发言的学员名叫丁延,十天前她刚从河北省石家庄赶来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派出所,她因为拒绝说出自己的家乡被警察双手背铐著来回拎,但却始终没有配合。新闻发布会后,她因为在广州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而再次被捕。一位当时在场的学员是这样回忆的-- 美国学员孙女士:就是整个警察感觉到黑压压进来一群。脸色都是铁青的,就让我们蹲下。这时候丁延就说,我们就在这里召开我们神圣的法会吧,她说我想把我在法会上的发言稿给大家念一下。她当时就在屋子中间,我们大家就围著她。她就开始念她那个“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然后她念的时候,我们都在落泪,我记得有小警察也在落泪。丁延念到一半的时候,底下就上来一个穿西装的人,从屋子外面就闯进来,就想制止丁延念。就动武的那种的。然后我记得丁延在我前面,背冲著我。我记得她就是把手轻轻地一抬,就说“请你让我把它念完”。结果那个警察就到一边去了。她就没有任何人打扰地从头到尾,把她在法会上要念的稿念完了。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场面的人,才能体会甚么叫做勇气。2年后,丁延在河北承德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 在法轮大法的学员中,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的,何止是一个丁延。 就在30多位学员成功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同时,近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也正分散在北京四周,寻找机会为法轮功上访。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地方安身。北京的许多旅馆、客栈的大门口,都挂著这样的牌子,街道和居民区里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一部由澳大利亚电视台实地拍摄的专题报导,记录了学员们当时的艰难和困苦。 澳大利亚报导:我们有的住在外边,就是马路上。有的住在旅店。有的住在,就是说,更脏的地方都有,甚么地方都有,马路上、地下通道里 广州学员李女士:当时到北京,好多都是在流浪的,想找地方住下来。有几十个人,我们看到好像有几间空房子,就跟女主人说明来意。当时有一个弟子她来联系的,是新学员,刚看了一遍《转法轮》,她就很好心想帮忙,她就跟那个女的说,“大婶,我们都是做生意的”,“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一大堆人,都是亲戚”, “在你这里租一两个月”。然后那个女主人她一看,怎么还有穿军装的,还有像教授的样子的,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小孩,还有老的,反正她觉得很奇怪。她说现在租房子很严啊,你们不像是做生意的。然后我们学员就诚实地跟她讲,“大婶,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到了北京就想一起交流交流”,“先住一段时间再去上访”。“如果会给你带来麻烦的话”“我们现在就走”,“如果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话”,“希望能给我们提供这个方便”。然后那个大婶她也很善良。她说,开会是这么说了,练法轮功的都是“邪”的,我了解法轮功,你们看上去不像坏人。她说我还是不敢作主,她得问问她丈夫。她就赶紧把她丈夫招来了,她丈夫一看就是一个很仗义的人。开著摩托车,嘟嘟嘟嘟地来了。我们一直在等,心里很焦急。他一进门把我们每个人上下都看了一眼,他一拍大腿说,我就租给你们法轮功!他说,法轮功都是好人。 这对善良夫妇难得的正直,把人们带回到了镇压刚刚开始的那段岁月。随著一场深入揭批运动在全国展开的同时,各地方政府、工厂、农村、学校、企事业单位都被要求严格监控自己所在地的法轮功学员,保证他们不去北京上访。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在中央610办公室的直接干预下,钟灵毓秀的水木清华,再也不平静了。 原清华大学辅导员杨先生:有一个学生叫李义翔的。他就是说不断地去上访。结果给他找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就是在八达岭下面有一个地方是清华大学核试验的一个地方,叫200号,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山区。然后进行封闭式的“洗脑”。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有著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一所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99年7月以前,全校有10多个炼功点,300多学生和教职员工每天参加集体炼功。镇压开始后,这里立刻成了重点的打压对象。 原清华大学炼功点辅导员杨先生:因为在历史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也是抓清华、北大两校,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叫“梁效”(两校),用它来发表文章。因为他认为清华、北大在舆论界是一个牵头人,是有影响的。所以这次呢,他们又走这条老路,认为清华和北大是有影响的,所以李岚清又是抓科技文教的,他就到清华来蹲点。就是说,如果不能使学生顺著他说的话,就把这些干部都撤掉。用权力来压服这些人。所以当时呢,学校校党委的副书记,和他系里的书记,组成由科学院的所谓专家,宗教界的人士,还有公安部的人员,还有学校保卫处的人员、纪检部的人员,组成20多人的所谓专家教授。对李义翔进行轮番地“谈话”。逼著他做违心的思想工作,让他说法轮功的不好。 这个时候,为阻止法轮功学员在国庆节期间上访,全国范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大抓捕。一些省、市、县还作出规定,上京人员一律要凭单位介绍信才可买到车票,各地车站都布置了警察和便衣。公安明确告诉学员亲属,法轮功学员若是第一次被抓,拘留 15天;二次或二次以上的,将处以3年或3年以上徒刑。 原中央乐团大提琴师陈先生:它把我们上访的行动啊,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敌对行动。就好像你到了这一杠就划为敌我矛盾一样。我感觉是这样。过去运动也是它都有杠杠的。我们发现一上访了以后,对我们的态度就更加的冷酷。你要是再不改变,你得考虑考虑你的房子会不会收回,你那个退休金还给不给你。所以中国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呀,公民的权利呀,那可以就是这样的,根本就是废纸一张。 1999年10月10日,从山东招远传来凶讯,一位名叫赵金华的42岁妇女,在去地里干活时,被招远市张星镇派出所抓走。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在经过10天警棍、胶皮棒、和手摇电话机过电的折磨之后,赵金华于10月7日去世。这是镇压开始后传出的第一个迫害致死案例。听到这个消息,海外的学员们坐不住了。 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 美国哈佛大学生物物理硕士袁峰:当时学员就非常非常的著急啊,想怎么能帮助国内的学员呢?就想,我们要去联合国总部。所以很多学员从美国各个地方到纽约来。非常想向联合国呼吁一下。当时大家也并不知道怎么做。想开开记者招待会啊,甚至于有学员想我们是不是要绝食啊,或者有些行动真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也是个摸索的过程。当时我就记得有这么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就问我们说:你们到底到这里来干甚么哪?你跟科菲.安南提议吗?或者是跟联合国提议吗?因为当时国内有很多学员因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要去中国,所以他们很多人联名写信,把自己的名字地址全都签在上面了,给联合国写信。当然这些信息被公安弄到以后都被用来迫害他们了。他们就冒了那么大的危险跟联合国讲,中国迫害法轮功,让他们关注。结果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你知道安南的工资是谁发的吗?还不是中国政府吗?你们说这些能有用吗?这当然可能说的比较过激,但是这是当时的一种事实,没有人能够听你的,或者真正能够做些甚么。 潇潇风雨满人间 真善忍中心更坚 暴雷一声震天怒 悠悠怨怨境变迁 在这个乌云笼罩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的学员都在思考,在反思,在渴望化解这场强加在大法和师父身上的不白之冤。这一时期,海内外学员纷纷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和心得体会,交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自己对“护法”、“正法”、“坚定实修”以及“大道无形”等等问题的思考和实践。 当时在英国的报社主编郭军,从一个人们熟悉的神话故事中受到了启发:我有一次炼功的时候就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学的一个故事,叫愚公移山。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故事。那次炼功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它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修炼的一个故事。因为长期以来用人的力量的对比,就是做一件事情就觉得我要是力量大,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去做。如果我解决不了,好像力量处在一个比较小的状态我就不做,因为做就会浪费自己的实力,因为没有结果。后来我发现这个思维就是我修炼要去掉的一个状态。虽然当时我修炼已经好几年,我觉得好像已经放下了很多名、利、情,不追求世间的一些执著,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个思维,它本身的这个观念也是很强的一个障碍。后来我明白了愚公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遇到困难,虽然大山这么高,但是他坚定他的信念,他要做一件事,他就这样挖下去。我就想呢,我们现在遇到的整个国家机器对我们进行诬蔑。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不管我力量再小,但是我们没有做错,我觉得我们应该凭著这个信念,不管人再少都要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 日本法轮功学员游行请愿,要求停止迫害。 在当时,学员们的这些行动被一些人看成是“傻”,是“鸡蛋碰石头”,甚至被一些人说成是“搞政治”,“闹事”。但是,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对真、善、忍的正信,如果不是真正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些事情是做不出来的,也绝对坚持不下去的。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唐女士,给我们讲了一个给中国旅游团发资料的故事。 [法轮大法就是好!] 在这些被便衣和警察当众殴打扭送的人们中间,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也有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有收入百万的公司经理,也有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年龄小的只有几月,年龄大的已是年过古稀。有的全家一起进京,有的在天安门广场才刚刚认识。每一个有机会见到这种场面的人,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 2000年4月,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 美国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当时中共派了几个记者到会场上来破坏,他们不但不问问题,而且用法语,我们反正也听不懂,我们当时都是用英文来讲的。当时这个记者很可笑,因为我们想把这个迫害情况讲出来,真相讲出来,他们不让讲,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这个真相让国际社会知道。那么很多国际媒体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不但把这件事报出去了,而且在日内瓦当地最大的新闻报纸上还登了照片,而且讲到中国政府的记者是自编自演,出了很大一个丑。 法度众生师导航 一帆升起亿帆扬 放下执著轻舟快 人心凡重难过洋 风云突变天欲坠 排山捣海翻恶浪 坚修大法紧随师 执著太重迷方向 船翻帆断逃命去 泥沙淘尽显金光 生死非是说大话 能行不行见真像 待到它日圆满时 真像大显天下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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