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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與共產黨的「造反有理」
四川漢源顯縣十萬民衆羣體抗爭,是反對政府和不法官商低價侵佔人民土地財產所至。不法官商將肥沃良田說成不毛之地,將二類賠償地區特批爲五類地區,用14年前的賠償標準對老百姓進行安置,而補助款則落入層層官員手中。而且,搬遷後分到只能種玉米的坡地,根本無法維持生活,縣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後也要自己再出一半的錢,才能買回一套與搬遷前相同的住房。 這樣看來,漢源民衆羣體抗爭,是中國文化中「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繼續,當貪官污吏和昏庸皇帝不讓百姓活了的時候,進行抗爭,甚至推翻這個專制惡霸政權,理所當然。 近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暴力羣體抗爭事件,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反映。 一方面,人們在五十五年共產黨統治下、特別是最近十五年江澤民的昏淫亂治下,早已受夠了。五十五年來共產黨政治運動不斷,反淘汰好人受冤、壞人上爬;六四把仍有一點良心和抱負的人徹底清洗,壞人完全當道;全國上下貪官污吏已經毀掉了政府的信譽和經濟。自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全面驅散上訪民衆、「執政能力」只是增強對付老百姓的能力,人們對共產黨已經完全失望。 另一方面,江澤民對中國民衆施行「賤民政策」,對人民採取經濟上殘酷剝削、政治上無情打擊。鎮壓法輪功連百姓信仰和做好人的權利都給剝奪;同時,在屠殺、酷刑和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過程中,滋養了官員和警察執法犯法的德行。全國政府官員和警察近年來對民衆無法無天的做法,引發了人們上訪甚至暴力抗爭的浪潮。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外來洋教共產黨是主張「造反有理」、「打土豪、分土地」的「造反文化」,或者叫「流氓文化」。「造反有理」走上大雅之堂、唆使青年「反」字爲先是近代共產黨黨文化的發明,這種共產黨的「造反」卻與「官逼民反」是決然不同、有天壤之別的。 本來,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紙上談兵式的幻想、共產主義按理論必須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出現。但是,共產黨運動的發展是以巴黎公社流氓造反爲榜樣的,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怪胎,在貧窮動亂的國度乘亂奪權,作孽了人類上百年。 在中國,逆天叛道、無法無天的共產黨流氓造反的暴力理論,變成了共產黨發家的「痞子運動好得很」、「打土豪、分土地」、「造反有理」、「砸爛一切封、資、修」的「造反文化」。這種造反,是以搶東西、壞風俗、奪政權爲目的的,荒唐的中國共產黨甚至不惜建立「瑞金蘇維埃共和國」這樣一個前蘇聯的附庸。這是「流氓文化」在臺下的表現形式。 而一旦流氓奪權當道,「造反文化」又演變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鬥爭哲學」、「無情打擊」、甚至「消滅於萌芽之中」、「金盾計劃」的大監獄的理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別人「造反無理」的嘴臉。這一切,又是「流氓文化」在臺上的表現形式。 平心而論,原本反動的殺人越貨的強盜行爲被共產黨美化成「打土豪、分土地」的口號,原本殘暴的「打、砸、搶」被美化成革命先進的行爲;人們「吃飯要靠自己勞動」的天生良性,被置換成了光天化日下明搶的強盜思維;一個以消滅剝削爲堂皇口號的運動在中國卻不斷的製造殘忍的剝削壓迫者;而且,共產黨官位越高,這種強盜思想越嚴重。 而流氓當官,必然做賊心虛、或者純粹就是本性使然,它成天用強盜的手段來對付百姓;欺騙加強暴,自然是流氓上臺後的必然統治方式。 作個比喻,在羊當政時,狼說「造反有理」吃羊;狼當政後,狼說「造反無理」再吃羊。 今天,我們聲援的中國百姓的維權抗爭、反迫害的舉動,那是「狼逼羊反」的必然,與「狼造反吃羊」的本質截然不同,狼食血肉爲生,而羊卻不是。 所以,回頭看看四川漢源民衆的反抗、及中共的冷血鎮壓,也就沒有甚麼可驚訝的。而當共產黨的流氓本質被越來越多的人認清時,它也該真正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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