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第一天重点放在23条法律的技术性问题和条文内容等方面，而第二天主要是由三位“中国通”，包括中国研究专家和谈判专家评论23条。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论坛是迟来的启示，对影响23条立法的作用不大，不过，最起码这个论坛是言论自由的见证，是自由社会的一种体现；23条立法后像这样的论坛是否仍有存在的空间是一个未知数，但愿这种不畏强权、为人权自由而坚持到底的精神永不褪色。

改变中南海才能救港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会上的结语是：“我不认为这两天讨论有关23条立法的问题是香港本土的问题，这主要是北京政府的问题；操控香港政府、叶刘淑仪、区义国等的是北京政府；这些人都是属于一个相连的系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等上层（北京当局）有所改变。”因此他建议港人向内地申诉，由内地开始改变。

林培瑞曾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帮助方励之夫妇逃离北京前往美国，也是《六四真相》一书的编者之一。

两地人民合作突破封锁

他不认为七月一日之后会有什么改变，但有关香港真正的自由，就有待北京改变后才有希望。他觉得这并不是绝望，而且港人是可以参与改变现状。他在会上呼吁香港的律师和记者与内地的同行联在一起来突破大陆的封锁统治。

林培瑞曾经见证“六四”，看到一个极权政府如何对待一群对国家未来充满希望、有理想的学生，国家未来的栋梁。这些学生用和平的方式要求与政府对话，申述他们对民主自由的企盼，当时受学生的抱负感染的老百姓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拿食物到天安门广场去支持学生；在军队进城前，这些老百姓爬上坦克，向迷惘的解放军解释学生的理想；6月4日凌晨，坦克进城清理在天安门静坐的学生时，不少百姓为保护学生已经在（广场外围的）木樨地牺牲了。

“这个政府真是有点问题”

学生当年要求政制改革、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已经不是社会上一小撮人士的声音。就如23条立法，从民意调查中，撇开政府玩弄数字，反对23条立法的市民属多数，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大律师曾说过，律师是相当保守的一群，连律师都要上街，“这个政府真是有点问题”。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可能会知道极权政府不好，但到底没有亲眼亲身见证过，说不出具体有何不好，不过特区政府近两年来的一连串表现，令港人极度不满。特区政府没有极权政府的血腥，但它的表现与极权政府在本质上很类同，就是都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前提，在他们的统治下，民不聊生是必然的局面；特区政府暂时没有对异见人士滥捕、滥控、使用酷刑的记录，但警方骚扰、漠视民意、言语上不负责任以分化社会等手段却是层出不穷，对市民发表不同意见的容忍度也愈来愈低。

港府助纣为虐欺压蚁民

摧烂明珠！

不知道特区政府是否真的缺乏智慧，还是上天巧妙的安排，让港人在23条立法前夕切身感受到失去言论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商业电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被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以接获一百多个投诉为由提出警告，并以不续牌向商台施加压力，致使节目主持人郑经翰被迫放假两个月。经过亲身体会到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后，反投诉广管局的人数为投诉节目人数的十倍，达一千八百多宗。

资讯流通助GDP增长

另外，就是在这次欧美学者论23条论坛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列举经济数据证明法治和资讯自由流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尤其是像香港，没有天然资源，服务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等变成了主要收入，因此资讯流通是支持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要素。

由于香港在服务行业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GDP）差不多90%，所以陈志武估计若23条立法，言论或新闻自由将进一步被限制时，香港的经济只会走下坡。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他表示，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两者是不可分隔的。

陈志武教授这项研究科学地驳斥了港府向市民灌输的所谓“先立法，让社会安定下来，可以专心发展经济”的谬论，也让一些认为只要保住饭碗，人权自由不用提的港人三思。

生活在谎言中是痛苦事

可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面对强权，遭到不公对待时，会认为提出抗议作用不大，也害怕因为自己道出和支持正义良知而付上代价。讽刺的是极权统治所惯常使用控制人民的手法就是封锁消息以及撒谎，人民的言论和知情权被压抑等于被蒙上了眼，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

笔者不认同以暴抑暴的方式跟政府对抗，但愿世界上所有的真实面目都能透过和平的方式展露世人眼前，因为世界上没有比生活在谎言中更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