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由于各级政府有权力和能力压制媒体和民间言论，所以每当危机发生时官员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消除危机的消息而不是消除危机本身。于是下级瞒上级，全党瞒中央，中央瞒全国人民和世界。更可恶的是，他们不仅控制媒体报道，而且还用“打击谣言”的名目，以刑事罪明压制民间对疫情的交口相传，蓄意置人民于毫无防备的危险境地。

事情的经过很清楚，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的官员在已经很明了“SARS”强烈传染性的情况下，先是企图完全捂住消息，后来又在2月11日的新闻发部会上用“疫情已得到控制”的虚假消息来欺骗公众。如果当时这些地方官员不是去掩盖事实和撒谎，而是象一个民选政府必然会做的那样，及时开诚布公地向本市本省人民、向香港、向邻省、向全国乃至世界通告疫病的传染性严重性，幷及时采取措施，包括省界出入的检疫措施，那么不仅“SARS”病毒就不在可能再在2月21日由刘剑伦教授带入香港幷散布到全世界，而且也很可能不至传播到北京和全国。结果大概只会是一个短暂的局部事件。

遗憾的是，从目前疫情发展的报道看，特别是从一些地方公布的数位中外籍病患的比例偏高的现象看，掩盖真实疫情的现象至今仍然严重。

在政府隐瞒实情的情况下，这次“SARS”造成了两场恐慌事件。一是疫情的早期，广东民间在知道有病疫流行却得不到官方任何启示的情况下发生的恐慌。一是疫情发展后的北京百姓，在官方一直喊叫的“没事，没事”“狼没来”的催眠声中，突然发现自己实际上已陷入SARS狼群之中的情况下发生的恐慌。这幷不是什么“民众素质底的体现”，而是被剥夺知情权的体制下，人民面对危机的必然反应。

既然政府如此靠不住，百姓只好自己靠自己。在神话破碎的散落声中，以蒋彦永医生“皇帝没穿衣服”的童言为标志，民间自我维护权益的意识正在进一步觉醒。“SARS”是否有可能因此“坏事变成好事”，成为中国社会向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的一个动力，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