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统治五十年(1):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社会制度──户口制度 (图)
 
农奴
 
2003-4-14
 
【人民报消息】当共产党夺得政权,建立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初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时,不少人曾经欢欣鼓舞,真以为得到了解放,获得了自由,并准备跑步进入“天堂”,早日吃上“土豆烧牛肉”。殊不知,农民起义的领袖摇身一变为皇帝,潘朵拉的魔盒从此打开,本来就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水更深,火更热。老百姓刚想站起来,可脚还未站稳,又更沉重地跌倒在地上。天灾加人祸,一场又一场。且不说历次政治运动和僵硬落后的计划经济政策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多少苦难和创伤,单单户口这一制度给百姓尤其农民所带来的苦难,就难以用文字所能表达。  

大陆的户口制度是共产党的创新和专利,是极端专制制度的产物,它继承和发扬了奴隶社会的奴隶制度。它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北朝鲜也许也有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对百姓来说,户口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戴的无形枷锁,可它又比有形的枷锁更沉重更牢固,它控制着人的一生一世,决定着人命运中的一切,使人完完全全地丧失了生活和工作的自由。不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很难理解中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户口制。没有吃过户口的苦的人,也很难体会到户口制度的可恶。户口决定了人的身份和地位,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划分,造成了城乡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使得大陆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等级十分森严的不平等社会。  

不仅户口制度等级森严,极为复杂,而且它是世袭制。你的父母决定了你的命,同时,你也决定了你儿女的命,你儿女又决定了你孙儿孙女的命。简而言之,你一生一世的命运,前途和社会地位,取决于你所出生的家庭和地方。你出生在哪块土地,那你必须长在这块土地,永远生活和工作或失业在这块土地。你父母是城市居民,那你生下来就有居民户口,享有居民所有的福利和待遇。但若你投胎不幸,成为农民之后,那你这辈子就只好当牛做马,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是死是活都是你的命。孩子户口随父母,没有城市户口,子女也永远成不了城里人。  

城市户口是优越的。早些时候,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居民的食粮,食油和其它大部份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由政府配给。买粮食必须使用粮票,买油要用油票,买布必须使用布票。即使上饭馆吃饭,去食品店买点心,也必须使用粮票。除了拉屎撒尿外,几乎什么东西都要靠配给,都要有票才能得到。只有城市居民才被发给各种票,而农民是没份的(除布票外,农民虽然能种棉花但织不了布,尽管人可以饿死,但活着的人不穿衣服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城市里的工作只向有城市户口者招工,农村户口要进城工作必须首先改变户口(这是不可能的)。城市中的住房也都是通过工作单位(如工厂或机关)进行分配,因此只能限于城市居民。  

即便在城市中,户口还有各种等级和区别。譬如,城市大小等级的不同,如市级城市与县级城市,造成地区身份的差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的不同,如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造成所有制身份的差别;用工编制的不同,如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造成编制身份的差别;用工制度的不同,如正式工与临时工、合同工,造成正式工与非正式工身份的差别,等等。在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上,大城市优于小城市,全民所有制优于集体所有制,大集体优于小集体,干部优于工人。  

在整个社会中,除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外,身份最低的是农民。城市中就业和生活的居民有各种福利和养老保险,但农民生老病死除了靠自己,便只能靠子女和亲戚。作为农民,意味着匮乏的经济收入,靠天吃饭的艰苦劳作,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的人生。文革前和文革时期对人的最严重的惩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改造”,便是革去城市户口,流放农村。可流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后来还有机会调回城市,因为他们遗传了城市基因。农民就不具有城市基因,所以也就没有进城的资格。在发行粮票的年代,农民到城里逗留几天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饭吃。作为农民,你所有的罪过都是因为你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生了你爸爸妈妈,而你爸爸妈妈又生了你。  

尽管农民根本没有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但政府还竭力通过以最大限度地压榨和剥削农民的方法来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政府把农产品的价格定得荒唐的低,但农民必须用高价去购买农具,农机,农药和化肥等工业产品,所以,一年艰苦辛勤地劳动下来,农民往往入不抵支,连自己的口粮都买不回来。农民即使饿死也无法抱怨,当然也不许抱怨,除非你觉得活够了想当反革命。  

农民吃粮必须靠自己种,但这并不是说,种粮就能吃上粮。刚刚“解放”时,共产党把从地主和富农手里夺来的田地分给农民,土改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暂且不说土改的合法性如何)。但本份老实的农民很容易受骗上当,不久农民的田地就被全部收回国有,成立人民公社。从此,耕者无其田,农民收到的粮食也不属于他们自己。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农民必须以交公粮的形式把粮食上交国家,每家只能按人口留一些,称之为“口粮”。每亩地上交的公粮都有定额,所以,往往交了公粮后,口粮所剩无几。年成不好时,再加上地方干部经常虚报产量,农民甚至还要倒贴,即把家里剩的粮(如还有的话)拿出来上交。农村生活条件极坏,饮食营养极差,所以农民总是肚子空空,再加上必须起早贪黑地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口粮一般都不够吃。特具讽刺性的是,口粮不够吃,农民须反过来向政府借,这就叫“吃借粮”,因此,农民在当年就已经把下一年的粮食吃掉了。“借粮”是粮食局清仓出来的质量不好的老陈粮,等到下年收成时,农民须先用新粮把借粮还掉。这样一来,年复一年,农民不但吃不饱,而且只能经常吃陈粮,更吃不好了。

能吃上“借粮”,农民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不会饿死,所以还得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可从五八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人祸(加上一些天灾)造成了整个农村的大饥荒,农民根本没有粮吃或只有很少的粮吃。正当老毛在皇宫里为中国粮食太多吃不了而发愁之时,整个中国农村已饿殍遍野,几千万农民已经被饿死。那时,城市生活虽然也比较艰苦,但至少还有粮食供应,不至于俄死人。那种岁月,农村甚至连监狱都不如,估计没有人听说过哪个监狱有大规模饿死人的事。

政府另一种残酷剥削农民的做法是迫使他们在冬季农闲时做苦力,如筑路、开河和修水库等,而政府并不给他们发工资。农民从这种繁重的劳动中得到的是工分,工分要等到年终分配才能兑现,兑现工分的钱都是从田里种的东西里来的。运气好时,农民们会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点补贴。补贴是很微薄的,一天几分钱到一毛多钱。如一天能得几毛钱的话,农民干死都要乐呢。  

所有这些身份差别的后面是机会的不平等与物质利益的差别。城乡、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避免,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在严格的户口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是个人努力或选择的结果,而几乎完全是由政府一手控制了。当权者把人的身份、地位、前途和命运也一起计划分配了。有些身份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身份、地区身份,随父母的身份等级而定。于是,人还未出世,身份级别却已注定。靠个人的努力改变已被分配定了的身份和命运非常困难,难于上青天,更比出国拿绿卡还要难。要改变与生俱来的身份,除了上大学、参军、被招工或与高身份者结婚等极少途径外,几乎无路可行,而这些途径对农民更是少得可伶。因为农村教育水平的低下和生活条件的恶劣,农民子女上大学的路就象钢丝一样宽,农民被招工的机会几乎是零。有些身份是被后天份配的,如所有制身份,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由政府派定,而这第一次分配几乎是定终身的,以后要改变则非常困难。例如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身份转换的障碍,是许多人在试图调动工作时所更本无法逾越的。你是否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也往往取决于你父母是否在那里工作。户口制度不仅直接加深了社会的等级制度,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也严重地阻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恶化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有人员和财力的正常流动,否则,闭塞的地方更闭塞,穷的地方更穷,落后的地方更落后。户口制度的施行,并同由于剥夺农民的计划经济,直接扩大了城乡之间经济及文化的差别。由于靠自己的努力奋斗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前途,从而户口制度泯灭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由于户口不在一起而造成的夫妻两地分居和子女与父母的分居,给无数人带来了生活的辛酸,也毁坏了千家万户的幸福。不少人为了调动户口、调动工作、或解决两地分居,不得不长年累月地四处奔波,不得不走后门给干部送礼。同时,又有多少干部利用职权从户口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辛酸苦难中养肥了自己。

随着改革开放,户口制度最近微微有些松动,如粮票等各种票券已被取消,农民进城能够买到东西吃。虽然农民也可以到城里去打工,但他们的工作也只是些极其低级的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工资待遇很差的活。在城市打工的民工,他们无法享受任何劳动福利或养老保险,没有固定职业和住所,从而生活根本没有保障。他们大多住在简易的工棚或安全条件极差的宿舍里,所以经常能听到民工被大火烧死,被楼房压死或被什么炸死等等悲惨的消息。户口制度的微小变化,对农民而言仅仅是漫长黑夜中的一点星光,但城市优于农村,居民优于农民的各种特权还根深蒂固,不平等社会的制度及其本质还没有改变,户口这一锁链还牢牢地捆绑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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