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怎樣的名稱，看似是小事，但實際上這件小事是有頗大的象徵意義的。它反映了香港這個國際城市，已出現了與國際社會脫軌的趨勢，也就是漸漸離開原來這一制，而開始與中國主流那一制接軌。至少可以說，從SARS事件發生以來，香港正處在掙扎於這一制與那一制之間。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名稱中，抽掉一個「A」字，外來旅客首先就會覺得很奇怪，甚至會懷疑「SRS」是不是指另一種疫症。這是香港過去從未發生過的事，香港從來不曾因爲避諱而改換世界公認的通用的名稱。

其次，刪去了「A」，即刪去了「Acute」，也就是刪去了「急性」，似乎很能說明特區政府處理這種在世界各地引起緊急反應的疫症，何以慢吞吞。它的處理手法、應變措施，雖不至於像中國內地官員那樣，對幾百個人染病漠不關心，甚至認爲香港傳媒過份誇大，認爲香港要有五十萬人染病才值得恐慌，但與新加坡、加拿大、美國等國家的劍及履及的行動相比，確實是慢了許多。如果說，迴歸初期陳方安生處理禽流感時的緊急殺雞行動，還留有香港原來一制的傳統的話，那麼這次特區政府處理SARS的行動，就開始沾染中國主流那一制的氣味了。

其三，因避諱而抽掉一個字母的做法，很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諱這個諱那個的特色。也就是說，隨迴歸中國，一百多年受西方政治文化洗禮的香港，已開始迴歸中國政治文化了。

不過，在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杯葛到香港旅遊的呼籲之後，特別是瑞士政府禁止香港參展商參與巴塞爾鐘錶展之後，特區政府在輿論壓力之下，終於採取了緊急應變措施。措施來得慢了，疫症已擴散社區了，但總比中國內地的應變措施快了些。

儘管如此，在宣佈有關措施時，董伯兩次強調是「在中央政府同意下」，說明若不是中央政府也覺察到國際社會杯葛香港的危機，中央政府未必「同意」香港的種種緊急措施，而香港則仍會在兩制之間徘徊掙扎。

(2003年04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