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就是支援”吗？我想，监督不是支援，监督就是监督，如果监督都是支援，那还要什么监督？只要歌功颂德，只报喜不报忧，难道让天下媒体永远只做喜鹊，不做乌鸦吗？新闻媒体的功能早在梁启超时代就是明确的，这位引领过时代潮流的巨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报纸“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也就是说，报纸的首要使命即为监督政府。很显然，这样的监督不是“先提醒”、“多通气”、“讲策略”式的，而是从事实出发，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新闻记者在西方之所以获得“无冕之王”的称号，恐怕就是因为新闻所具备的监督功能。即使在中国古代没有新闻的漫长历史中，我们也有过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令“乱臣贼子”有所畏惧。

新闻媒体的第一要素无非是真实性，其次是它的监督性，说白了也就是批评性。在新闻自由不再是理想的地方，舆论从来都是民意的晴雨表，而不是为权势者、为某个政府、政党服务的工具、喉舌，新闻喉舌论在文明世界只是一个早已被抛弃的旧观念。在没有民间新闻媒介存在空间的土地上，我们讨论“新闻自由”、“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确太奢侈了。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要与主流文明世界接轨，开放言禁、报禁，这是不可逾越的前提，否则我们只能停留在“前现代”。有了独立的民间新闻媒介，与政党的喉舌、政府的喉舌多元并存，才谈得上真正的舆论监督，梁启超的“两大天职”才有可能落到现实大地上。用老报人徐铸成的话说“一张真正的民间报纸，立场应该是独立的，有一定的主张，勇于发表，明是非，辩黑白”，只有这样的新闻媒介才有可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履行新闻舆论的天职。既然《人民日报》的评论也承认“不受监督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那么在新闻自由的阳光尚未普照大地的时候，与其说什么“监督就是支援”，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监督就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