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须更多指责的，他只是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作出理性选择。更重要的是，商人的选择仅仅是恐慌事件发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同样，谣言也基本上是恐慌的伴生物，而不是产生恐慌的最初根源。我们要分析的是，中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或大众心理：一遇到突发性事件就乱作一团，争先恐后？

首先当然和灾民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由于历史上的灾变记忆造成了生存恐惧这样一种民族心理。我们对生活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因此对任何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突发性灾难麻木不仁，而对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则草木皆兵。当然这是较为深层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和当下的社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一方面，由于政治缺乏自由程式所设定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府也必然缺乏关注“选民”的政治义务和“社会契约”所锁定的政治责任。在这种背景下，选民不相信政府会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也不相信政府传达出来的资讯的可靠性。这也是长期奉行“舆论导向”政策必然产生的社会恶果之一，这种不道德也不负责任的“宣传”把自己的人民培养成什么也不相信的“相对主义者”，即使它讲真话的时候人们也宁愿相信它是在做“正面导向”，在“报喜不报忧”，在掩盖事实真相，在欺骗人们。事实上，人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来自社会经验。现实生活告诉他们，政府官员从来是先自己之忧而忧的，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安危放在心上。有时候甚至为了政绩或其他利益，甚至隐瞒灾情。这样的例子他们见的太多了。近年来，人们还对这些现象记忆犹新，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政治大恐慌”（特别是苏东巨变之后）早已把自己的亲人或利害相关的人送到了国外，先跑了，这样的政府更不可能关心“本土”社会的灾难。

另一方面，由于极权控制，人们多年来丧失了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技术。极权社会的人没有充分社会化，因此在突发性事件中不可能作出理性的反映和组织化应对，他们长期以来也缺乏自治的经验。因此，恐慌万状、一片混乱乃至互事施拳脚是可以想见的。

我妄测，中国未来的危机或许将是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大恐慌，这恐慌在严重的时刻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我不知道是否会在那废墟上出现一个理性社会，但我确切地知道，这个社会崩溃的真正原因是“自杀”──首先是当局既得利益的精明算计，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愚蠢的悲剧结局; 其次，民众将为自己当年的相对主义精明付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