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之一：農民家裏舉辦紅白喜事，對前去送人情（幣值）的親友都要記帳，在一長串的帳單上，我不經意地發現了「江澤民」的名字，不解地問：「是不是搞錯了，怎麼會有江主席的各字呵？」記帳的人不以爲然地說：「不寫他寫哪個？記著好玩的。」我也就沒有放在心上。可是第二次又到一個農村的親戚家裏趕情，在一本長長的帳單上又發現了「江澤民」三個字，不禁大奇，圍觀的親戚就開心地解釋說：民間所說的第六十一位數是個不吉利的數字，是鬼數，叫鬼搞六十一，只有把江主席排在這位數字與鬼相伴了，我們這裏做紅白喜事，記帳時都寫他個老傢伙，不信試一試？」我就過細地數起來，數到第六十一位數時，果然是江澤民排在其中，曾經是泱泱大國不同一世的君主，還沒有「歸天」的時刻，在農民的心目中僅是一個與鬼神相伴角色。

鏡頭之二：我的一個農村的姑父去死了，按照風俗做成一男一女兩個紙人作爲殉葬品，在紙人堆裏，我驚訝地發現有一個紙人上寫著「江澤民」三個字，司儀神祕地告訴我說：有活人作陪，死者超度的要快一些，在陰間也不會受苦。另外一些親戚就七嘴八舌地對我說：活人作爲殉葬品有哪個最合適呢，只有江澤民這個老傢伙了。

鏡頭之三：春節期間到農村老家給長輩拜年，在鄰居一間豬欄上發現一付對聯：上聯是：鄧小平先富政策方得個個頭頭肥大；下聯是：江澤民小康死路才有頭頭個個該殺。看了不禁啞然失笑。

中國農民的性格中，有圓滑世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弱點，另一方面，他們只有用咒罵和戲弄來發泄一下對現實不滿的惡氣。

在深入的調查中，我真正理解了他們發泄不滿的原因。

以土地爲本的農民被名目繁多的稅費壓的不堪重負，2002年在一個鄉鎮了解到，這個僅3、1萬人的鄉鎮，要按照二十多個稅費指標上繳3000多萬元的稅費，僅從鄉鎮到管理區，從管理區到村組的三級組織，且層層加碼，巧立名目設置「非耕地承包費」、「零星地承包費」等費用戶平達二百多元。

實行負擔分攤，是加重農民負擔的特殊方式，農民沒有農林特產稅的徵收範疇，仍然按田畝分到畝平三十元左右的費用，不論養沒養豬，戶平分攤屠宰稅七十元左右，鎮裏收取了修建鄉村道路的費用後，村裏修鄉村道路再進行集資，農民用於耕地、耙田、只在鄉村公路上行駛的手扶拖拉機還要按每臺強行繳納三百元左右的「養路費」。有一個劉姓的農戶告訴我，他家4口人，耕地面積10.5畝，沒有果園魚塘，但分給他農林特產稅192元，農業開發基金26元，只餵了兩頭豬，準備兒子結婚做事的，卻要交屠宰稅72元，防疫費27元；連居住的房屋下的土地，還要交「臺基費」300元。農民苦不堪言，忍辱負重，向上反映了一次又一次，但天下烏鴉一般黑，有誰會真正的爲弱勢羣體的農民說話？嘴裏喊著減輕農民負擔，實際上又變相地增加農民負擔。

失學兒童過早地體驗了人生的艱辛與無奈，每到一處，都能看到在畝間地頭放牧的十來歲兒童，農田裏能看到他們瘦弱的身軀在吃力地勞作。一些吃不來苦頭的兒童，有的在村子裏專門幹些偷雞摸狗的勾當，家庭和社會無可奈何；有的流浪到城市上過著乞討的生活。

一部份因生存壓力而大量湧入都市的年輕農民，從賣力到賣身，無所不用，他們創造了都市的繁榮和財富，但都市一羣中產階級的「有錢人」給予他們是無窮的傷害和創痛。一對從深圳特區回來的年輕夫婦對我說，他們在一個私營業主的工廠做了兩年的服裝，實行的是「全封閉式管理」，開始時許願到年底發工資，一羣老實善良的內地農民相信了老闆的騙人鬼話，在戒備森嚴的工廠裏兩年沒有走出那個廠房，等他們明白過來時，合同到期的老闆已捲款逃之夭夭了。在這沒有監督制約的制度裏，誰會爲他們真正說話？小兩口欲哭無淚，身心憔悴地回到土生土長地農村。

閒暇之餘，他們會在一起肆無忌憚議論這個制度下的人和事，表達他們對江澤民獨裁統治的腐敗殘酷和道德淪喪的痛恨，他們用戲謔的方式表達對江澤民的不滿，也就是順理成章地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