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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一、爸爸犯了什麼罪？ "爸爸犯了什麼罪？" 這個問題從我的孩子九歲起就困擾着他，每當他向我問起這個問題，我心裏就一陣陣難受。時間一天天過去，孩子一年年長大，然而這個問題就象那永遠解不開的「歌德巴赫猜想」，至今沒有答案。 1992年的5月28日，這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從這一天起，我和我的兒子的生活開始出現巨大的變化，我的兒子劉曉光的童年因此蒙上陰影。 那天的晚上，劉京生沒有象往常一樣回家。在等待了一夜後，我預感：劉京生出事了。 第二天，我一一去了我所知道的劉京生的朋友家。但是，他的朋友們似乎都從人間蒸發了。我明白了。半個月後，幾個穿着公安綠色制服的人走進我家，向我出示了搜查證，我才知道劉京生的準確下落。 當時，我第一個想法是，我的孩子。我不能讓我的孩子看到家中被炒的一幕。我馬上打電話告訴公婆，決不能讓孩子回家。 不懂事的孩子找我要爸爸，我騙他說，爸爸出差了。可聰明的孩子從我的神情上看出了端倪，天真爛漫的臉上蒙上陰翳。 我和劉京生的父母商量後，決定把真相告訴孩子。 曉光知道了爸爸被抓，他哭了，哭得很傷心。象許多天真爛漫的男孩子一樣，曉光也有個遠大的志向，長大了要當警察，要抓盡天下的壞人。他不理解爸爸怎麼一下子也成了壞人。 我無法向孩子解釋，因爲他還太小，無法理解。我心痛如刀絞，但是，爲了孩子，我必須保持冷靜。我告訴他，爸爸只是惹了一點小麻煩，很快就會回家的。 我們一同等，等到了1992年的年底，劉京生沒有回家，等到了1993年的5月28日，劉京生還是沒有回家，又等到了1994年的5月28日，劉京生依然沒有回家。 在羈押兩年半後，1994年12月14日，法院終於開庭，對"中國自民黨案件"進行不公開的審訊。我作爲家屬，參加了開庭，劉京生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各「判處有期徒刑八年」，「決定執行十五年」。 那一年，我的孩子劉曉光9歲。 劉京生被判刑，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兒子。因爲按照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經驗，我的兒子將因爲一個反革命的父親，而從此過上不同於他的同齡人的生活。 劉曉光正在上小學三年級，他聰明好學，活潑好動，喜愛繪畫，他畫的畫被送到西班牙進行過展出。我不敢想象，今後的劉曉光能否還是這個劉曉光。 二、我所認識的劉京生 我是1982年分配到北京公交公司，認識劉京生的。劉京生當時是北京公交公司27路車隊的司機。那時我才25歲。 劉京生爲人寬厚，風趣幽默，勤奮好學，他身高一米八幾，瘦削的臉型很有幾分硬漢的氣概，是那種能給女人遮風擋雨的男子漢。我對他產生了好感。 1984年，我們結婚了。婚後第二年，生下我們的兒子劉曉光。 事實上，於今想來，我覺得我當時一點都不了解劉京生。我婚前不知道劉京生對政治的濃厚興趣，我甚至不知道他在那場轟動世界的「民主牆」政治運動中的作爲，婚後我才知道劉京生在民主牆時期參加過民刊《探索》，才知道了魏京生，知道了民主、人權這些當時在中國還很稀罕的名詞。 劉京生的很多見解對我來說是新奇的，他爲我開啓了認識人生的另一扇大門。 準確地說，我對政治不是無興趣，而是不敢有興趣，是對「政治」的躲避，這種躲避事實上是出於自我保護。 我1957年出生在北京一個滿清遺族家庭，我們家族的姓氏就是出於自我保護而改成的漢姓。祖上的磨難我知道得不是很多，但是，從我懂事時候起，我就知道，我於我身邊的小夥伴們不大一樣。「文化大革命」來臨的那一年，我九歲。 童年和少女時期，「政治」留給我記憶是恐怖的，它在我心中埋下了深深的陰影。此後的多年，對政治，我不僅是迴避，甚至是恐懼。恐懼所至，以致我對政治組織都採取逃避的態度。說來有時我的朋友們都不信，我竟然沒有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隊」——共青團，不僅如此，我甚至從沒有寫過申請書。這在我的同齡人中是罕見的。 這很能反映我的心態：抗拒政治。 但是，命運弄人，我竟然嫁給了一個血管裏激盪着沸騰的政治熱情的人。 與我不同，劉京生的少年時期過得很順，他的父母都是中國科學院的政工幹部，他從小生活優裕，生活的大門向他是敞開的，他的少年時代享有各種的政治榮譽，這培養了他樂觀、積極、正直的性格，但是，由於他不明白他生存的並不是一個充滿陽光與寬容的世界，所以，這也埋下了他日後走向艱難的政治人生的伏筆。 15年，人生最美好的時期，憑空被剝奪了，我至今不知道劉京生在法庭宣判瞬間的想法，對於我，這無異是晴空霹靂。 宣判之後，很多朋友來慰問我，一些與政治無涉的朋友甚至向我提出「離婚」的建議。 是的，15年的時間，對於人生來說，實在漫長，對於一個沒有政治理念的女人，這過於殘酷。我理解大家的好意，我也理解世俗的觀念，我也在孤寂長夜一人獨處時眺望夜空，明月皎潔，星空寂寥，我常在想劉京生此時在做什麼，在想什麼。 父母身爲中共幹部，青少年時享有太多的政治榮譽，他能理解今天的一切嗎。不論別人怎麼想，我不理解。 三、孩子心事很重 同樣不理解的是我的兒子劉曉光。 劉曉光總是拿着爸爸的照片，癡癡地盯着，然後問我："爸爸犯了什麼罪？爸爸是壞人嗎？警察爲什麼要抓他？" 我無法解釋，因爲他完全不能理解政治是怎麼一回事，無法理解人生不僅是好人壞人這麼簡單。 我非常堅定地告訴他："你爸爸不是壞人，他是個好人，其他的你長大了就明白了。" "警察爲什麼抓好人？"曉光繼續問。 每到這時，我的眼睛開始變得溼潤。 孩子沒了父愛，我生怕他會因此在心理上出現陰影，所以就加倍呵護補償他。我特別注意讓他多參加集體的活動，不讓他感到他和別的孩子有什麼不同。每逢有大型的活動，我都要帶他去參加。1992年10月，在北京的官園中國少年活動中心有一個玩具交流會，我聽說後，就帶他去讓他感受和衆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樂趣。那天有好多的孩子們把自己的玩具和圖書帶到那裏進行交換和買賣，我們沒有什麼好換的，就到處看。忽然，曉光問我："媽媽，你看，他們這不就是倒買倒賣嗎？" 我一時沒反應過來，不知道他爲什麼冷不丁怎麼冒出這麼一句。他又接着說："我爸爸不就是倒買倒賣嗎。爲什麼這些人沒事，我爸爸就要被抓呢？" 我明白了，在他那個小腦袋裏一直在縈繞着什麼。他嘴上沒說什麼，可心裏一直在想着他爸爸的事。我發現這個孩子的心思非常重，什麼事都要在心裏頭轉悠幾遍。 原來，他在想這樣的事，劉京生幾年前曾在天外天小商品市場商做過小生意，曉光一定以爲，他爸爸的被抓同做生意有關。 我對他說："你爸爸不是倒買倒賣。" "那是爲什麼呢？"孩子追問。 我想了想告訴他："你長大了就知道了。" 可是，劉曉光並不就此罷休，回到家，他又纏上了奶奶，問："我今天看到好多人去倒買倒賣，爲什麼警察不抓他們，要抓我爸爸？" 奶奶也被問呆了。我向奶奶講述了去官園的情況，奶奶沉吟一下說："是的，你媽說的對，你長大了就知道了。" 有一天，一個鄰居來告訴我中國的國家主席逝世了。由於此事當時還沒公開報道，所以，她說的時候很是神祕。不料在屋裏的劉曉光忽然從床上坐起來，大聲問："誰死了？誰死了？" 我當時不耐煩地說："沒你的事，老實睡覺。" 曉光忽然大哭起來："是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是嗎？" 我當時心頭一震。我明白爸爸在這個孩子心裏的地位，同時我發現這個孩子的心思非常重。我趕緊向他解釋，死的是個國家主席，一個叫李先念的。他的情緒才平服下來。 劉京生坐牢後，我一直不願帶孩子去探監。因爲我總覺得那地方會給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陰影。但是在劉京生的再三要求下，一年暑假，我只好帶上孩子去了。 一路上，我們都不說話。 我們坐在接待室那扇玻璃後面，沉默着，當劉京生走進來的時候，劉曉光"騰"地抓起了電話，劉京生怔了一下，在玻璃後面坐下來，慢慢地拿起電話，未及開言，兩人都已成了淚人。 哭了一陣，父子倆才相互端詳着重又拿起話筒。我發現劉曉光看他爸爸的目光有點異樣，他死死盯着他爸爸的囚衣，緊咬嘴脣，劉京生問一句，劉曉光答一句。我提醒他："你不是給爸爸帶了好東西，還有好多喜訊告訴他嗎？"他依舊盯着囚衣不說話。 末了，他只問了一句：「爸爸你好嗎？」 劉曉光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我明白了什麼叫父子情深。開始自責不該不讓他們父子相見。 回來的路上，孩子一直一言不發。下車的時候，他忽然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媽媽，以後我不當警察了！" "爲什麼？" "警察不光抓壞人，也抓好人。我也不再想當律師了，律師根本保護不了好人。" 我看着他認真的神情，心裏隱隱地感到刺痛。 轉眼，寒假到了。我決定再帶他去見爸爸。 我們重又走上那曾經走過的路，走進那熟悉的大門。坐在那熟悉的接見室裏。還是那樣的場景，劉京生出來了，劉曉光抓起電話，劉京生微笑着看着孩子，不住地問，但是，令我驚異的是劉曉光的表情是木然的，沒有眼淚，只是被動地劉京生問一句，他答一句。父親說了幾句，他就把電話遞給了我。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盯着車窗外看，我問他："曉光，你想什麼呢？"他回過頭，冷冷地對我說道："媽媽，以後我不來了。你自己來吧。" "爲什麼？" 他搖搖頭。 我下意識地抓緊他的手，眼淚"唰"地湧出眼窩。 四、悄悄滋長的仇恨 劉京生沒有被抓的時候，他和他的朋友們每每談論政治起話題，我都把他們趕出去，我不想讓孩子聽到這些政治的話題。 劉京生被捕後，家裏不斷有人來，有慰問的，有來提供法律救助的。大家的話題不可避免觸及政治的話題。每當這時，我總是把來人叫到外邊去談，我生怕孩子聽到我們的談話會對他的心靈產生不好的影響，我不想讓孩子知道社會的黑暗面，生活中的齷鹺，也不想讓孩子因爲爸爸的緣故而揹負心靈的包袱，我希望我的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樣快快樂樂地成長。 劉京生被抓時，劉曉光還在唸小學，知道內情的老師很同情我們，對孩子採取了保護的措施，從不提起他爸爸的事，也不讓同學知道，努力不使他受到傷害。 1995年，劉曉光小學畢業進入了中學，老師不知從什麼地方得知了劉京生的事，開始對劉曉光有了歧視。 劉曉光愛畫畫，而且在小學時參加過中國兒童與西班牙兒童交流展出，但是，老師不讓他給班裏的板報畫畫，學校的文藝演出等社會活動也不許他參加。而且還時常用語言刺激和貶低他。 劉曉光開始自暴自棄，故意報復老師。 老師說不準向窗外扔東西，他隨手就將一隻水杯扔出去；老師在課上批評他，下了課他走到講臺前，用胳膊肘在講臺上用力一硌，硌出一個大窟窿。 一次，爲了發泄對老師的不滿，他竟用拳頭將門窗的玻璃打破，手都擦傷出了血。 我開始擔心，因爲仇恨在傷害別人的同事也會傷害到自己。 1998年，曉光初中畢業了，我決定一定要找一個遠離我們生存環境的學校去讀書。到一個沒人知道我們家底細的地方去讀書。我的丈夫走上了一條政治的不歸路，這是我的無奈，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因此受到影響，甚至也走上這條道路。我要保護我的孩子。 我送劉曉光上了一個遠離市區的中學--溫泉二中。這是一個寄宿學校。我希望可以讓他隔絕社會，少受影響。那裏沒有政治歧視，沒有政治的影響。 我的一個親戚在臨近北京的河北蠡縣中學教書，他建議我把孩子送到那裏去，那裏真正的遠離北京的政治氛圍。 1998年11月，我把孩子送到了蠡縣中學。 五、爲了孩子 昔日，孟母教子三擇鄰，今日，我爲育子三擇校。 蠡縣中學遠離北京，這是適合孩子成長的地方。 孩子走了。我一人獨處小屋，時常感到莫名的孤單。每當下班回家，我一人坐在點着昏暗的白熾燈的小屋中，心裏特別的難受。 看人家，夫妻暢敘，母子歡聚，再看我，孤燈伴影，孑然一身。我只有一個信念，就是：一切爲了孩子。 我知道，一個社會分配機制要公平，司法制度要公正，但我認爲，對劉京生的判決是不公正的，我們家所遭受的境遇也是不公平的。1994年，我聽說已經有說法，要對劉京生判決四年有期徒刑，可後來一個什麼人講了話，要求重判，就變成了十五年。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程序！ 我管不了劉京生的事，但我要管好我自己的孩子。不能讓他受到傷害，爲了孩子，我可以付出一切。我在北京的公交車上做售票員，冬天頂着寒風去上班，夏天，冒着酷暑在車裏，爲了能多增加一點收入給獄中的劉京生和孩子，1997年我去了一個朋友的書店去打工，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到公交公司上班，下午四點下班後，又往書店跑，直到9點書店關張，我才拖着疲憊的身子往家趕，進了屋往床上一躺，連洗臉的力氣都沒有了。 這樣的生活我堅持了一年。 在這樣艱難竭蹶的環境中，我和我的兒子曉光熬過了艱難的十年。 孩子一天天長大，身高超過了我，看到這個站起來一米八的大個子，我心裏充滿幸福感和欣慰感--我的兒子終於頑強地長大了！ 在蠡縣中學，他學會了自己照顧自己，學會了怎樣與人交往，也學會了理解他的父親母親。 2001年，劉曉光參加高考，被北京理工大學公共事業管理專業錄取。 我去監獄探視劉京生時，把這個喜訊告訴了他，他笑了，笑得眼角流下淚來。 我也什麼都沒說，臉上儘量做出很平靜的樣子，似乎還帶着一絲笑意，但是，我的心裏翻騰得厲害。是的，孩子成長起來了，這其中傾注了我多少的心血，滿含着多少艱辛的故事。我，一個普通的女人，一個對政治沒有任何興趣的女人，一個對政治迫害沒有任何準備的女人，一個對生活充滿浪漫幻想的女人，一個對家庭有着美好憧憬的女人，卻憑空承受了多麼沉重的政治壓力。 我沒有辜負劉京生的期望，我沒有愧對母親的職責，我沒有耽誤孩子的前程，我沒有屈服生活的壓力。十年，我獨自承擔全部的生活重擔，十年，我幾乎完全忘卻了自我，十年，我失卻了太多生活的樂趣，十年，我的全部生活內容只有一個——保衛孩子！ 2002年4月2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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