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她用一双苍老的手抚摩汽车的样子，听她没牙的口中说出的话在风中飘飞，我泪流不止，在她行将走完这漫漫的一生的时候，她才“有幸”看到了什么是汽车！这就是我们勤劳善良的祖辈的命运吗？电视记录篇说开通这条山路用了几十万元钱，山路没开通以前，村民们每每出一次大山都像是出一次远门一样，他们要用肩膀翻山越岭地把自家山坳里生长的土特产品背到山外去卖，那种艰辛，我相信自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可是，就在那个通车仪式上，却有那么多的高级轿车，一排排地亮在那里，其实，用那些车里面随便的哪一辆都能换来这条路的。

看完电视以后，我都不明白这个电视记录片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是说那些山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终于”有了一条可以下山的路么？是表扬党和政府的功绩，还是为了让我们看看那些人是生活在怎样的艰辛里？已经有多少次了，每当我们的老百姓遭受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从媒体中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能够从中得知谁该对这灾难负责的么，我们能够听到老百姓对责任人的批评么？不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我们的媒体怎么样把一次次的灾难转化成一种歌颂的。抗洪抢险如此，抗震救灾如此；发生海难时如此，发生火灾的时候，还是如此；老百姓贫穷了多少多少年，贫穷到了没见过汽车、不知道什么是电视，从来没有走过柏油马路的时候，还是如此──当有一条山路的时候，总是歌颂著什么什么“关怀”之类的，有谁想过这“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有谁想过要对这晚来的“关怀”提出一点质疑？当然，我们都知道，发出质疑的声音比歌颂是困难得多的，也好像危险得多。表面上看，另类，总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的漫漫长途来看，还真说不好，到底那一种才是另类呢。

谁对得起中国？

“大跃进”搞得最如火如荼的1959年，为了标榜自己“高举三面红旗”的政绩，以路宪问为首的河南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的９个常委有８个同意把全地区的粮食总产数量由10多亿公斤浮夸成35亿多公斤，为了实现这个谎言，他们以这个数字强行向农民征粮，征不够，就开展“反瞒产运动”，直至让农民家里颗粒无存。到了19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在河南的信阳地区的官仓里堆满了粮食，但是，为了不让上级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强征粮食的罪行，路宪文他们硬是眼睁睁地看著本地区100多万的老百姓成了饿殍，许多人家的房屋都成空房，有的地方，人饿死了以后都没有活人去埋了！100多万条生命，就这样白白地死了，他们死得有多冤谁又能知道呢？

而那100多万人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饿殍的，在他们从挨饿到死亡的期间是有一段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饥民们为了生存遍食野菜，而路宪文一伙为了怕饥民给自己的“政绩”抹黑，竟然派人去砸农民的锅，就连农民外去讨饭这条路，也被那些禽兽不如的暴虐干部拦路设卡给挡住了（以上资料来自网络上的新闻组）。

连讨饭都不允许，这样的日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时期又曾见过几回？而现在，当人们想反思过去，追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都成了一种禁忌，为什么？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对“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可是，这样的声音也成了一种禁忌。

谁对得起中国？

遇罗克在19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1966年8月的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这个县内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个“黑五类分子”，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据遇罗文的文章《大兴屠杀调查》）。

谁对得起中国？

每当我想到这个问句的时候，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刺激我的东西有很多，而且，那些东西也会随著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巧的是，我有时候会把自己所受的刺激“记录在案”──

2001年5月16日，从网易电子杂志《新闻综览》上看到了《贫困学生丢了十元钱全班学生投票选"贼"》，原文如下（有删节，但无改动）：

两岭乡九年制学校位于陕西省山阳县一个偏远的山村，这里山连著山。席飞是两岭乡九年制学校初一（1）班的学生，对于无爹无娘的席飞而言，10元钱是他在校生活半个月的“口粮”。

席飞家境贫寒，3岁时母亲突然患病离家出走，后来听说殒命他乡。从此，席飞便与多病的父亲及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席飞12岁那年，父亲也染病身亡，剩下他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经济上主要靠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和20岁就出嫁了的姐姐的接济。

4月中旬，住校的席飞要在学校买饭票，却实在难以启齿向爷爷要钱。他便趁爷爷不注意，悄悄把家中的8公斤黄豆种子拿出去卖了15元钱。除了买部分学习用品外，席飞把剩下的10元钱放在上衣兜里，准备到学校买饭票。

4月17日上午下课之后，席飞到操场打乒乓球前把上衣脱了放在课桌里，当时他还摸了摸兜里的钱。打完乒乓球后，他一直没有穿上衣，下午下课后，又到离学校不远的河滩上看书，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到教室。当他拿出放在课桌里的衣服时，发现兜里的钱不见了！他当时吓坏了，这可是准备买饭票的钱啊！没了10元钱，半个月的伙食怎么办？他又找了几遍，还是没有见到钱的影子，只好将丢钱的事告诉了班长和同学们。

班长李松柏知道情况后，立即在班上宣布了此事，并发动全班同学查找，但最终未果。李松柏只好将此事告诉了班主任朱耀贵。朱老师赶到教室后说，谁拿了席飞同学的钱，课后可以交到老师那里或悄悄还给席飞同学，这样就可以不追究责任。否则，如果让老师查出来，就要严肃处理。可是直到下晚自习时也没人承认。

找不到钱，李松柏也很著急，晚自习后，他找到朱老师，建议第二天早自习时在班上无记名投票把“贼”选出来；同时将在班上查找时发现的刘、吴两同学脸红的“疑点”汇报给老师。朱老师同意了李松柏的这一想法。

4月18日早自习课上，朱老师宣布：为帮席飞同学找到钱，现在开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贼”。除丢钱的席飞和一位请假的同学之外，班上的38名学生将各自写好的选票交到老师手里。朱老师大概翻看了一下选票情况，当众宣布了选“贼”结果。就这样，刘金满和吴力鹏两名同学被选为“贼”，并被叫到了讲台前。

站上讲台，吴力鹏眼泪夺眶而出，刘金满则气愤地同朱老师争辩起来：“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贼？”

……

记者：“你为什么想出了这个办法？”

班长李松柏：“席飞同学很可怜，想帮他找到丢的钱。”

记者：“这个办法能找到贼吗？”

班长：“我也不知道。”

……

2001年5月17日在万千新闻的“热点话题”上看到了《中国巨贪们澳门亿元豪赌纪实》一文，原文如下（有删节，但无改动）：

以下人员是在过去两年里，曾在澳门赌场豪赌的数十名高级别官员或国企领导中的一部分，他们所输钱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

朱承岭原浙江省供销社主任

叶德范原杭州市副市长

谢建卓原江门市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魏光前原兰州连城铝厂厂长

谢鹤亭原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马向东原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经芳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

宁先杰原沈阳市建委主任

吴学智原十堰市某汽车贸易公司经理

张俊夫原云南五菱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周长青原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鉴培原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总经理

郭刚林原湖北省仙桃市经济电视台台长

岑焕仍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

吴彪原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

这些贪官在挥霍国家财产的时候，比拿家里的钱还方便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岑焕仍，虽然级别不高，但身兼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镇出口物资公司等4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调动资源的能力同样不可小视。他能以4个公司法人代表的身分，"借"款1179万元，以镇长身分"借"款777万多元，个人"调动"资金1957万多元，全部汇到澳门赌博，输得分文不剩。

周长青形容他在公司里的地位时，认为"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每次他都是让财务把钱从西安以往来款名义汇往珠海一公司，再转到澳门。当机电公司的5000多万公款被他"说一不二"地送进赌场，已无款可贪后，他坦承："说良心话，如果我单位还有钱，我还会继续再赌下去。"

……

2001年5月18日在《中新社》上看到了《瑞金教委教研室集体贪污案：盘剥学生50万元》一文（原文如下，无删节也无改动）：

中新网南昌5月18日消息：江西瑞金市检察院近日侦查终结的该市教委教研室集体贪污案，使这起盘剥学生试卷费的案件露出水面。这起集体贪污案涉案人员达11人，涉案金额50余万元。

据江西日报报道，1996年，当时就已任瑞金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的钟某，开始负责全市中小学生试卷的印刷业务。他瞄准了给学生印试卷中有利可图，便琢磨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为保密需要，钟某等人把全市中小学的单元试卷都放到广昌县某印刷厂印。钟某与教研室的另两名副主任，便与印刷厂共同玩起了"猫腻"：采取提高单价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差价款。他们背著教研室的其他职工，将原本2分9厘一张的试卷，签合同时提高至3分4厘。几年间，三人各分得近4万元。检察机关认定钟某等三人私分此笔钱是涉嫌受贿犯罪。

在签合同时提高了一次价钱后，钟某等人在结账开发票时，又一次将试卷价格提高到每张4分3厘-4分8厘不等，这次得到的差价则作为教研室的"奖金"，"发"给每一个工作人员。该教研室前后共有11名工作人员被卷进此案，每人分得2万余元。检察机关认定这是该教研室涉嫌集体贪污。在私分过程中，钟某等三名正副主任与出纳、会计5人清楚这些钱的"来历"，另外6人则不清楚真实的情况，检察机关认定这6人不构成犯罪。

自1996年以来，瑞金市的中、小学及在校生逐年递增，现已有中小学270多所，在校学生8万多人。据检察机关查证，四年中，瑞金市教委教研室共从280多万张试卷中套出印购试卷费50余万元，除了10余万元被用于送礼等不正当开支外，其余均被私吞瓜分。

目前，瑞金市教委教研室的主任钟某及两名副主任和出纳、会计等5人，已被瑞金市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部门审查起诉。（周文英、温斌、朱小平）

同时看完上面的这三条消息，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难道你不感到愤怒吗，难道你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你的心口吗，难道你还能无动于衷地麻木下去吗？这样的东西如果是单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我还不会感受到如此令我几乎要窒息的激愤，因为，毕竟穷人一直以来就这么穷著，穷掉了活著的乐趣穷掉了自己应得的权利，但是，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样的对比呢？这用来维系席飞半个月生活的10元钱，给席飞的那两个被选为“贼”的同学带去的却是灵魂的创伤，给席飞的老师带去的是抹不去的愧疚。可是，这10元钱，对那些贪官污吏来说，能算得上九牛一毛么？！在这两种生态的人面前，你的感受用什么语言能够表达？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人的学校相隔很近，她是学医的，我学的是机械制造，我们两所学校的中间隔著的是黑龙江大学。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我们还联系了几年，后来，她突然间就失踪了。在失去联系将近十年的时候，她突然打通了我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一时都懵了，把她当成了另一个中学同学。她来看我，我们几乎聊了几个通宵，说的无非是那些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她说她到大学里第一顿饭吃馒头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她想起了还在农村黑土地上求生存的父母仍然在家里就著大葱吃那又硬又粗的苞米面饼子，她说她小的时候看母亲给生病的奶奶做了一次鸡肉水饺，当时馋得不行，就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当上婆婆也这么享受一回？她说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哭了。那就是我们的童年生活，我们上大学那年是1980年，那时候，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的日子和现在的席飞的爷爷相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了吗？也许，那时候的贫穷老百姓和现在的贫穷老百姓之间的惟一差别就是数量上有了点不同，那时候像我的同学的父母那样的农民到处都是，现在像席飞这样的情况是属于少数。可是，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依然没有消除贫穷，但是，二十年间我们的贪官污吏贪污受贿的“水平”可是提高了多少倍啊。

新中国成立了五十多年了，可是，五十年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大的提高？五十年过去了，还有多少生活在贫困农村的老百姓活著惟一盼望的就是“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啊。想起这些就不能不让人心酸落泪，现在，又有大批的城市下岗人员的孩子加入到了“读不起书”的行列，面对老百姓这样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那里做盛世欢歌状？盛世，谁的盛世？

谁对得起中国？

读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文章，在时间的距离上，这些文字距离现在已经是快六十年了，但我仍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张爱玲不同于鲁迅，她是从来不想让自己的文字去涉及什么时事的，但是，于不经意间她笔下的文字还是让我感到惊奇，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面这样写到：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惟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著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了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著适当的距离崇拜著神圣的祖国。”

是啊，多数的年轻人都是爱国的，而在很多的年代，年轻人之爱国到最后竟然会爱出罪来！我们爱中国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吗？

就像我在几年前对别人说我要写《谁对得起中国？》的时候，别人也问：什么叫“对得起”中国？你要“对得起”中国的什么？谁需要你对得起中国？我为什么要对得起中国？中国对得起我么？

几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头都大了多少次，心也冷了多少次！头大心冷，是因为我想起了谭嗣同、秋瑾、李大钊，想起了刘和珍，想起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还有那个手拿“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以及他的用了人血馒头却仍然没有治好病的儿子。

让我们看看鲁迅写于1925年4月29日的《灯下漫笔》──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日后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

从时间上看，1925年的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没有可比性的，那时候距离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段距离呢，而现在的我们不是已经早就远离了法西斯时代了么？可是，当我读鲁迅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却从来都没有感觉过时间的流逝。

谁对得起中国？

也许，发出这样的一句问话，我在一些人的眼里立即就会成为另类，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利和责任问这么一问，我的这个感觉还是从我儿子那里得到的。记得在他刚刚五岁的时候，我命令他去做一件事情，他不愿意去做，于是，他就站在墙边歪著头很不服气地问我：“小孩也是人，为什么小孩就总得听大人的呢？”是呀，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太多的“大人”的话，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好孩子”，我们很少用自己的头脑去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要听“大人”的话，我们更是很少去想想“大人”的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对的。中国人的做“好孩子”的思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逼的，在赵高专权的时代，谁敢说鹿不是马？

在经历过太多次的指鹿为马以后，大多数聪明的中国人都学会了拍马，以至于在今天，拍马已成了一种气候、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大家都几乎认为是非常正当的手段。但是，因为性格的因素，我还是学不会拍马，而且，我也不能允许自己也混迹于那样的一群拍马者的行列。我知道，拍马，在表面上看是“拍者”和“马者”自己的事情，但是，稍一动脑，我们就能知道，许多对大多数人严重不利的事情，就是那“拍者”和“马者”在背后达成的交易，所以，我对拍马感到十分的厌恶，厌恶那副没原则地喊“好好好”、没是非地说“是是是”的嘴脸。而且，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过分地喜欢别人拍马，喜欢好大喜功，喜欢报喜不报忧，就离危险的边缘不远了。

所以，我要发出这样的另类的声音，大声地问：谁对得起中国？

(中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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