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浩成說，共產黨的祖宗、馬克思都清楚地指出，言論與行爲必須嚴格地加以區分。而現在把「以言獲罪」立法，第23條將成爲掛在每個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劍。

於浩成說，中國有句古話「輕諾者必寡信」，他們常常拍胸脯說，我們的話是算數的，但是，他們一旦掌握了香港，便拉下了僞裝，一切都不顧了，什麼「一國兩制」，他們一直是用欺騙和暴力兩手來做事的。

溫輝說，23條有什麼「泄漏機密」罪，當年，我有個朋友傳真從國內給《爭鳴》發了鄧小平的講話，就給判了12年刑；同時，一位知名人物來香港帶來了同樣在國內流行的鄧小平的講話，卻一點事都沒有。什麼「泄漏機密」罪、「顛覆」罪，第23條是扼殺香港人和中國人的繩索。

黎成信說，不好的政治就有不好的經濟，而有槍就有一切是最不好的政治，因爲你不必去把經濟搞好，他們也不會真正關心香港的經濟，其實香港的經濟從1981年就開始變壞了。

黎成信說，國內的水份是很多的。當年中國最差時期，1952年國內經濟增長率是19·4%，1958年是22·3%，最近是8至15%，怎麼敢相信這樣的數字呢？其實，按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實際的經濟發展指標是經濟增長率必須扣除通貨膨脹率，國內的通貨膨脹率是一個不發表的未知數，所以，難免「越高的數字就越讓人擔心」了。

美國亞太裔勞工聯盟舊金山負責人周禮樵說，工會活動是國際上都公認的，現在香港街頭示威遊行中有70%是工會活動，因爲工會的主要訴求就是用示威遊行來實現的。現在23條立法，我們工會的存在本身就會被說成是「煽動罪」、「反對國家罪」。想想國內「下崗工人」連示威遊行的權力都給剝奪了，他們是「危害國家」嗎？到底誰在危害國家？所以說，「23條是惡法」！。

法輪功代表曾勇說，香港和大陸的不同在於「一國兩制」，法輪功曾是一國兩制的試金石；今天，第23條變成了一國兩制的試金石。想想看，3、4年前，法輪功是一個在中國大陸成功的民間氣功，就象在今天的美國，人們可以自由地和平地習練。而在大陸，只因爲某個有權勢的江某的好惡，就可以栽贓陷害，什麼「自焚」、「自殺」、1400例等等罪名一羅框。

曾永說，我們好像又回到了1999年10月，江某在法國第一次推出「邪教」說法，人大在同月份緊跟著立了所謂的「邪教法」，用來鎮壓法輪功，罪名不講實質上犯什麼罪，只是所謂的「妨礙法律實施」罪，還可以是死罪，至今有500多人有記錄被迫害致死，成千上萬的人流離失所。今天他們推出第23條，就是「邪教法」的延伸，但是，那是用來鎮壓香港人民的。

港澳民主聯合會負責人趙成恩指出，政府的一系列動作，其實已經在做高於香港基本法的事了，他們也不顧香港有簽署和遵守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和承諾。

趙成恩說，人們以爲香港人民只會明哲保身，這是錯誤的。其實，香港人在自由社會的時間最長，對自由社會的優越性感觸最深，對什麼叫「公民」理解最全面。我們對政治的容納力是很強，但是，當遇到23條這樣危害香港人民利益的事，我們會站出來的，昨天六萬人的香港大遊行就說明了這一點。

柏克利大學中國香港研討社主持人王詠怡說，幾個月前，當我們一些香港學生聽到第23條立法之事，經過研討社討論，大家都認爲23條是危害香港人民自由的。所以，我們自發地聯絡世界各地的香港學生，並設計了一個簽名網站(www.ocf.berkeley.edu/~shkca)，來共同反對23條。今天，當我們看到這麼多團體都在關心香港人民的前途，特別是知道了有一個全球反對23條立法聯盟的存在，我們幾位都很受鼓舞。

王詠怡說，我們站出來是爲了大家的利益，爲了香港，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危。這次香港有六萬人大遊行，讓我看到了我們香港和我們中國的希望。

柏克利大學香港學生會前主席Zeph Cheung代表學生會發言說，我是香港學生，我們大學生是要用良心去做事；第23條中政府用模糊的字句，特別是沒有白皮書具體條文，來限制香港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其實，從董建華限制法輪功的所爲，就在一步步地壓制我們香港的個人自由，「一國兩制」怎麼可以不算數呢？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