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镇反，反右，大跃进，四清和文革吗？“不知道”。知道胡风，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黎九莲吗？“不知道”。
现在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大部分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这三个字。这说明中共对自己前三十年的罪恶历史淡化的很成功，再过十几年，当“共和国”的第二三代见证人丧老病死殆尽，《六四》这个话题，也会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从此中共就是清白的了。中共统治的残暴，我在孩提时就亲眼目睹，那些年月，以中共惯例，每隔一年半载的政治运动，每遇重大政治举动（如人大党大两会），以及每临国际政治气候紧张，甚至逢年过节，都是要大杀一批“反革命分子”的。
我童年是在外婆家渡过的。外婆家住东北辽西的一个小县城，那地方有好几所大监狱。听人说，其中有一座监狱还是制造钱币的工厂，据说全国的要犯重犯都关押在此，因为这些犯人都是无期徒刑或死缓，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要他们来造人民币是最可靠最安全的。那些监狱的高高围墙，电网，岗亭，还有大门口挂的“新生XX厂”白底黑字的大牌匾，门前那条黄尘飞扬的土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还要属枪毙“反革命”的那些血淋淋场面。
小县城的郊区有座乱坟山，叫狼山，一条土路直通一个小山坳，那儿就是一处刑场。我有生第一次看见杀人的那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林贼叛逃”的事情，令全国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一片肃杀之气，在国庆之前，为了弹压“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各地都杀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有替林彪喊冤的，也有文革中因反对“林副主席” 而被专政，为自己喊冤要求平反的，但更多被杀的人，却与林彪事件毫不相干，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牺牲品，随时都可以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坛，他们的人头，是被共产党蓄意借来杀一儆百，震摄人心，稳定政权的。
有人会问，林彪既然已经是叛国投敌的“卖国贼”，那么当初反对他的人就是正确的，为何不给予平反？反而还要枪毙镇压呢？我说提这种问题的人，他是不懂政治的，更不懂得共产党是什么。以共产党的立场看问题，人民反对林彪，反对高岗，反对刘少奇，反对所有的被共产党自己打倒的中共头子，从政治意义上说，都属于“反党反革命”行为，因为林彪刘少奇们在没被打倒之前，都是共产党的领袖，是代表共产党的，共产党绝对不会因为你反对的人被它内部的权势斗争打倒了，就会认为你是正确的，是拥护共产党的。所以对于林彪事件，不管是反林拥林，还是与林不相干，平民百姓只要对社会现实不满面，对某个领导干部甚至某个党员不满，都是“反党反人民”，都是“现行反革命”，都是要坚决镇压的。
那次的“杀一批”，这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城就枪毙了十五个，其中还有三四个是刑事犯，过去，中共一向是将政治犯与刑事犯一道处决或判刑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逆反者的严厉镇压，配合了儒家教育，给中国人民留下这样一个奴性传统：不论什么人，“谋反”都是大逆不道的，都是叛国或卖国。在中共的阶级斗争教育下，人民也一向认为，“反革命犯”是比刑事杀人犯还要凶恶的，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阶级敌人”。对于那几个刑事犯，他们的罪状也是“在狱中趁机蠢蠢欲动，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抗拒改造的”。如果不与政治犯勾结，就不算抗拒改造，也就不至于掉脑袋了。
死刑犯们，面色青白的可怕，都被五花大绑，双脚砸着粗重的铁镣，浑身散发着死牢中特有的那种难闻气味，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或“杀人犯”的大牌子，宣判完毕，那只大牌子就被翻了过来，变成了打了大红叉的死刑标志，接着，又在背上插上了带有封建刑典色彩的，名字划着一串串红圈的令箭状的斩头标，被推推搡搡的押上了“大解放”卡车，面对着情绪激昂，高呼口号的“广大革命群众”，游街示众，然后就是“绑赴刑埸立即枪决”。
行刑队伍的阵容很庞大，是由警车，刑车，押送车组成的车队，押送人员由解放军和民兵组成，那时还没有警笛，而是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装成的宣传车在前边开路，一遍一遍的重复广播判决内容，高呼：“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之类的毛语录，虽然不是警笛，但听起来也够恐怖的。在死刑犯中，有一个叫闻占武的“现反”，是一个脸庞长的象个大男孩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的棉军衣，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可怜的催人泪下的样子，在宣判过程中，他一直转动着那双好看的，充满盼望的大眼睛，在人群中搜索什么，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与其他“现反”们一样，嘴中都被塞了一块木头，并用铅丝套着象牲畜戴“嚼子”那样紧紧地勒过脖颈，嘴角凝固着黑血和口水，在那个年月，这种残忍方法是专门用来对付政治犯的，是为了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当然这也是故意做给百姓们看的，显然是在告诉人们：看清楚！胆敢反革命者，就是这般下场。在行刑车队临行前，我站的地方离闻占武很近，隐约地听见他在车上，喉咙在咕咕的响，似乎是要喊出声来，这时，我听见围观的群众中，有女人在小声的啧啧叹息：“唉哟哟，那个姓闻的，三个孩子啊，大孩子才十来岁！”
我明白了，原来，他是在人群中找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这个闻占武，听人们议论说，是个有战功的前志愿军战士，复员后在一家小铁工厂当工人，侠义心肠，喜欢帮助人，“群众关系”有口皆碑，又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很有号召力。只因在文革中组织了造反派，贴大字报反对了“林副统帅”，运动后期先是被群众专政，后来又被“扭送”到了监狱里判了十五年大刑。在狱中听说了林彪的事，就大呼自己冤枉，要求释放平反，闹了半个多月，现在终于闹出了结果，不过这结果正与他的愿望相反。可叹的是，他恐怕到死也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枪毙，其实很简单，共产党最恨的人，就是这些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能呼风唤雨煽风点火，脑后有“反骨”，一贯与党和政府对立的“反动分子”。可悲的是，他可能至死都在认为自己是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可怜的是，在人群中，没有女人和孩子呼唤他，即使她们在人群中，可能也不敢喊出声，不敢哭出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双先是急切期待，后是极度绝望的眼神，那是一种年轻父亲的死不瞑目的眼神！
狼山刑埸，早已人山人海，先前到达的民兵们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但由于此地是山坳，人们也可以象在古罗马斗兽埸那样的居高临下，将杀人过程看个一清二楚。刑车开了进来，死囚们被架着拉下了刑车，铁镣哗哗作响，他们被警察们一一的照指定位置，以标准姿势按跪在地。他们在人世的最后几分钟，还被剥夺了最后的人格，被强迫跪在那些观看他们受死的人们面前！那些正在“开心”的“人民大众”，千头簇动的围观者们，其实并非就是他们的仇人，也并非是他们的亲人，他们与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为了看热闹寻稀奇，就象看宰杀牲畜。不过更多的人，一面大饱眼福，一面也在灵魂深处发出孺夫的颤抖，这正是共产党杀人的目的。无庸置疑，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者们，历朝历代的杀人示众，也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面对死亡，那几个刑事犯早就吓瘫了，他们都是被拖过来的，如果不是警察在身旁架着，他们就会躺倒在地上。闻占武仍在巴望着能见到自己的妻儿，那双大男孩的眼睛还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扫来扫去，那七八个老少“反革命”还都镇定，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料，跪的也是直挺挺的，象是在站立。
县公安局刑警队的白队长指挥行刑。白队长是老资格的监斩官，在他的枪口下已经不知处决了多少“反革命分子”。他矮矮的个子，一脸横肉，镶着一口金牙，戴着白手套，打着一面小红旗，那面小红旗，就是监斩旗了。那时的警察服装和军队差不多，装束比现在的警察简单，都是戴着解放帽，但裤子是蓝色的，镶着一条红线，帽徽是个国徽。行刑人员，是军分区派出的十五个解放军战士，戴着白口罩，手持上了剌刀的半自动步枪，一人执行一个“任务”。
死刑的执行，不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预备 – 放！”齐射或扫射，而是一个一个的排号射杀，这也是一种精心的残酷设计，先死的容易后死的难，排在后面死，是对死囚的最大心理折磨，所以刑事犯们被排在最先处决，而反革命们，则刻意的被排在刑事犯之后，其用意再明白不过。这时，最后关头到了，白队长看了看手表，举起了小旗，只见站在第一个死刑犯身后的士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枪，那剌刀尖几乎戳着了犯人的后脑，随即推弹上膛。此时的空气都凝结了，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唰！白队长小旗一摆，一声枪响，那死囚的脑前立刻喷射出一股长长的血流和一团红雾，身体沉闷地向前一倾，裁倒在地，两条戴着铁镣的腿蹬了几下，呜呼哀哉。
在第一声枪响时，第三个刑事犯死囚，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自己先自动倒了，他因此被白队长大发慈悲，多延长了几分钟的生命，被拉起来重新跪好，排在最后处决。白队长的本意大概是：越怕死的，偏要你看看别人怎么死。其实那老头，此时很可能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第一声枪响时，就已经吓傻了。令人们惊呼的是闻占武，随着枪响，他的脑袋象西瓜一样被崩裂成两半，半张脸散落在一边，有人说这是子弹被事先锉过了，变成了“炸子儿”，后来我有个当兵的朋友也证实了这种事，很简单，只须将枪弹端头的铜皮锉开一两道刻痕，就是炸子儿了，也叫达姆弹的。那个用炸子儿的解放军，不用说，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五好战士”了，他可不管面前是谁，他认为他杀的就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应该用炸子儿。
十二声枪响过后，死囚们陈尸一片，行刑的士兵们收队，警察们上前翻转尸体，如果还有活气的，照例要补枪，不过，不可能还有活气的，好象死囚们全都挨了炸子儿，因为他们脸部的五官都不见了，都是一个大血窟窿，接着是法医上前验尸拍照，同时取下铁镣，行刑队班师回朝。那些尸体，分别被装进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中，扔上两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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