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26日晚，一艘客轮在从塞内加尔南部重镇卡萨芒斯开往首都达喀尔途中，因遭遇强烈的风暴而在冈比亚海域失事，数分钟内整个客轮就埋葬在海底。截止10月1日，有报道称，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人。

这又是一场生命灾难，它使人想起了泰坦尼克号惨案，也使人想起中国刚刚发生的“南京大毒杀”和“内蒙古丰镇”惨案──关于这种联想，特别因塞内加尔政府方面对灾难的反应与中国政府对灾难的反应之不同，而更使人羞愧和悲哀。

事件发生后，塞内加尔总理博耶说，现在只有32人被救出。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宣布，将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活动，以纪念遇难人员。这条消息来自《中国日报》。我们首先感慨官方报纸对国外事故灾难反应的“及时和客观”，然后不得不感慨，在这种惨悲中，塞内加尔死难者家属多少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同情和安慰。

在这种意义上，我愿意向塞内加尔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们在悲剧时刻有幸生活在政治文明之中。似乎政府没有隐瞒情况，而媒体也没有搞遵命报道。

就在前两天，中国辽宁朝阳市□源发生了1千名中小学生集体中毒事件。人民网9月27日有一则相关报道说：辽宁省朝阳市□源日前发生中小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1000多名学生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目前没有发生死亡。据观察，这条消息很快就看不到了，而此后几乎所有中国网路媒体看不到相关资讯。这两天正在庆祝国庆。我想起美国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道格拉斯在美国独立日纪念会上的演讲──是的，对于那些死难者，那些不幸者，这个日子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姑且不论那场革命的性质）

“政治需要”是“中国”面对灾难事件作出反应唯一的根据。这种需要由于经济控制和暴力垄断而转化为“政治敬畏”：可以使“不服从者不得食”、“不顺从者不自由”。而“食饵，这是一切家畜沦落的原因”。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为什么有这种“需要”？

普遍性的原因是：第一、灾民社会传统确认资源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而灾民政治把资源的控制当作尊重人的价值之上的最高目的。其二、全能政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建立在“伟大光荣正确”这种历史述事上，而任何一件否定性事件都是对这一辩证神话的颠覆。──当然，它因逻辑上的脆弱无法在经验世界存在。它的存在只能是象征性的，乌托邦需要暴力的绝对援助。第三、20世纪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和中国的1989年的“天鹅之死”共同培养了一种“后1989情结”：政治焦虑。这种政治焦虑就是对理论合法性信心的彻底丧失以及因此对权力丧失的无穷无尽的恐惧和自卫。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不稳定因素被要求“消灭在萌芽状态”。第四、政治危机在权力交接处凸显，这导致了上述恐惧进一步被放大。最后，权力事件而不是平民事件被置于话语中心，这是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的自利行为。

这种极端政治在中国已经不是阿仑特理论的物件。由于生命悲剧它直接成为死亡事件批判的物件，而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这种批判不是论战，而是把尸体和歌唱放在一个房间里等待“迟到的正义”。中国政治在这种表演中再次被宣告终结：敬畏政治而非敬畏生命，这种政治还不是政治，仅仅是野蛮社会的军事残余而已。

（2002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