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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件。在一个距湖南省会长沙一百多公里、名为四季红的小镇上，基层政权丢失近一年之久。 一九九五年二月，邓三龙受命出任湖南沅江市委书记。这位新书记一到任便面临着四季红镇政权失落的严峻局面。他立誓道：共产党的政权不能拱手相让，反腐败的旗子是共产党的，要把这面旗帜夺回来。于是，他和他的同僚左手反腐、右手护法，在惊涛拍岸的洞庭湖畔展开了一场夺旗拉锯战。 省长拨款成了官僚腐败款 四季红镇是沅江市辖区内的小洲，三面濒临洞庭湖，一座拱桥与沅江腹地相连。四季红那带有红彤彤革命色彩的名字，是因为文革期间在此安置一批水库移民而起的。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四季红镇由大治滑人乱象。上级对四季红的关怀，那一笔笔情意深厚的拨款却起了「烧香引鬼」的作用，成了干部胡作非为的资本，尤其是近些年来，一股腐败气息弥漫着整个镇机关。 一九九三年夏天，洞庭湖上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四争红人遇到了一场大水灾。当时的湖南省长陈邦柱亲临慰问，雪中送炭，批给四季红扶贫款一百万。然而有八十万被挪用，分到灾民手中的只有人均五块钱，只够买一斤五花肉。陈省长还给四季红下拨救灾平价柴油三十吨，每吨六百七十元。然而这□的「父母官」却以每吨一千二百元高价售给灾民，比国家规定的价格高了五百一十元。 另一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五年，上级共给四季红拨款三百三十三万多元，其中二百多万被挪用。 四季红地处洞庭湖区，血吸虫病严重，尤其水灾之后更易肆虐。然而，华佗无奈，政府有情，省□特意给四季红批了四十万元血防经费。可是这灾民「生命保险」钱只分了一点七五万元，人均一块钱，而且得到的多是有头有脸的人的亲戚，其他又被挪用。 四季红的干部们逐渐奢糜起来，吃喝送礼演为风潮。后来有人算了一笔账，一九九O年至一九九五年五月，该镇公款吃喝一百多万元，其中一九九三年吃喝了三十三点七万元，一九九四年吃喝了三十九点二五万元，两年镇干部每人年均吃喝开支一点四万多元，这意味着镇□一名「公仆」一年要吃掉这裹十四个农民的年均收人。
财务账上竟有「理顺关系费」
在四季红镇的财务账上，有一个专有栏目「理顺关系费」知情人说这是公款送礼的代名词。 从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初，这个镇公款送礼行贿五十四万元，仅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两个春节，镇领导就向上级领导送了六点四六万元的「压岁钱」。 在这股浊流中，镇党委书记杨中那歪歪邪邪的形像，成了一个把他的部属引向邪路的路标。这个从乡村教师上来的干部，上任前曾以从课本上学到的名言相砥砺：「经济上不乱来，作风上不散慢，工作上不懒惰。」「上要无愧于组织，下要无愧于移民。」然而，不久他就换了另一张脸谱：熟衷于送礼跑官，而且送礼很有特点，即送礼以权力大小分档，没有权力就没有「感情」。从一九九二年六月到一九九四年二月，杨中以个人名义，用公款送礼七十四次，金额达三万多，拜年、感谢、慰问、探病、争取救济、解决户口、汇报工作、寿诞都成为杨中「孝敬」领导的由头；二是以情谋私，即送一次礼，大家有功，各发「奖金」若千，包括自己最丰厚的一份。 一九九四年春节将至，又是一个「理顺关系」的良机，杨中截留移民经费三万元，伙同两个副镇长给地、市、区三级有关单位及个人拜年。农历腊月廿八返回四季红，杨中以「大家工作辛苦」为由，擅自分给两个镇长及财政所长、总会计各五百元。当然?哥们儿也不能亏待杨书记，当晚，两个副镇长以「书记开支大」的名目，把拜年余款中的三千元送到杨中家□。杨书记不仅欣然笑纳，而且又单独侵吞了五千元公款。
镇政府里没有一个好人
对上述那份沉重的腐败清单，四季红人民开始并不那么清楚，但他们还是从耳闻目睹的怪现象中发生了质问：上级拨款那么多，怎么我们的负担并不见减轻?尤其当看到一些镇干部嘴叼「红塔山」，醉醺醺地进了那门坎不断升高的乡政府时，哪个乡民不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刺激： 「日你妈的，哪像一个干部!」 于是，不知从何时起，一些亦真亦假、假中有真的说法开始传遍了四季红的寻常巷陌── 「上级拨款几千万，每个四季红人可买一辆摩托车，钱被镇领导吃掉了。」 「镇政府是贪官府，没有一个好人，连炊事员都是腐败分子。」 大约从一九九二年底开始，也就是在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出台和中纪委二次全会召开前后，四季红又汹涌起一股更强劲的上访风潮。「中央动了真格的，我们这□还是老样子。一拿到尚方宝剑的四季红人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的上访，至一九九三年进入了高潮。这次矛头对准了杨中，中心是要求上级解决四季红腐败和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大风起兮，正历天灾之年的四季红人，不曾想到一场人祸又向他们扑来。
新书记仁政只用在贪官身上
当四季红出现上访高潮时，正赶上夏清在沅江市执政。夏清，一个从山沟□爬出来的农民之子。十九岁入党，二十五岁任乡党委书记，二十七岁就升任县级干部，一九九三年八月，也就是在中纪委二次全会前夕出任沅江市委书记。如果这个少年得志的新书记能乘反腐败的东风，高举反腐败大旗，彻底解决四季红人上访的问题，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那场惊梦了。 然则，夏清却丧失了这一历史机遇，在人民强烈的呼声面前，四肢乏力，腰杆发软，把反腐败旗子丢到了八百里烟波中。． 上台伊始，他内心也清楚，四季红是腐败的重灾区，也知道老百姓的呼声，但他认为「腐败无人不有，无地不有，大家只有量的差异和质的区别。」夏清还是一个对贞观之治很有研究的人，面对沅江的局势，一改过去强硬的执政观，想施仁政搞点无为而治。 而夏清何其不像唐太宗，他的「仁政」没用在百姓身上，而是在那些屁股沾屎的干部身上，几年没有查处一件有影响的涉及科局干部的案件。 一九九五年春节，风声正紧。夏清却忙着收红包。 对四季红的问题，夏清不可能一点也不知道，但他自己不干净，实在挺不起腰杆来，他从没有认真组织力量深入调查，认真查处。也许是收了人家的那三千元红包起了作用，他以同乡有嫌疑为由，把责任推给了市政治委书记。后来在上级督促下，他不得不派人调查了三个月，但结论却是「未发痕7b杨中的贪污私分问题」
群众越级上访直达北京
沅江不能解决问题，四季红群众就开始越级上访，他们呼唤着青天大老爷的到来。曾几何时，只要上面有人来，不管负一贝甚么的，四季红就会有几人甚至几十人相约，到镇政府喊冤哭诉，有的长跪不起…… 同时，他们的上访之路也延伸，益阳去了，长沙去了，北京去了。他们拿不出具体证据，但敢拍胸脯：「如果杨中没问题，砍我的脑袋。」然而，上级自有上级的大事要做，不可能亲自解决一个小镇的问题，所以只好再批转到沅江，而这□又不是「说理」的地方。就这样，高昂的反腐败情绪变成了一股消极对抗情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正义之士，为记者描述了这一激变过程：四季红人要求反腐败先从信访始，信访不行就上访，一人上访不行就多人，一次不行就多次，一年不行就几年，区乡不行到小市，小市不行到大市，大市不行到省里，省里不行到京城，青天大老爷不到就对抗，于是由上访变成了「下访」，开始就地「闹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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