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报刊上不断报道了有关全国公款用于吃喝的数字，这里援引几则。1993年4月24日香港《文汇报》据北京消息：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因吃喝、旅游而花掉的公款已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统计表明，全国大中型饭店、宾馆60.8%的营业额来自公款请客。1995年5月22日《人民政协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大中型饭店中，有60%~70%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宴请，以保守的态度估算，全国用于公款宴请的费用高达800亿元之巨。1995年7月13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刊载了该报记者在中国采访后写的一篇消息，记者在消息中指出，据报道，中国官员仅1994年就在宴会上吃掉了120~140亿美元。按当时汇价折算，大约相当于人民币996─1162亿元。根据以上几个数字估算，1992年至1994年这三年之间，每年用于吃喝的公款平均在人民币800亿元上下，可能是较为接近事实的。在1992年这一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为4188.97亿元，总支出为4426.46亿元，其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789.47亿元，国防费为377.8亿元，抚恤和社会救济费为66.24亿元（据中国国家财政部长1993年3月1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199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92年至1994年三年之间每年公款用于吃喝的费用平均按800亿元计算，则这个数字大约接近于1992这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的20%，与国家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基本持平，为国防费的1倍以上，是国家用于抚血和社会救济的费用的12倍。

再从地方上看，据报道，上海1992年一年间用于宴请吃喝花销高达100亿元。湖南省1990年全省仅县以上单位吃喝费上了账本的就达1.8亿元，相当于该省一年水利投资的2倍，教育投资的3.5倍。1988年河北省的城市抽样式调查队于该年9月下旬对18个市、县的35个宾馆、饭店、招待所进行了一日实地调查，在这一天之内，就有214家单位（其中行政机关约占35%）摆设筵席411桌，花款8万余元，其中标准最高的每桌为550元。该队据此推算，这个省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年要开支的筵席费用达数亿元之巨。1988年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湖北省荆门市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用公款吃喝的统计数字。据对35个镇、乡、街中的5个乡、镇政府机关（不含镇直属单位和企业）的抽查表明，1987年一年之内，其客餐开支，有2个镇突破2万元，2个镇在1.5万元以上，1个镇为1.3万元。还有1个镇的26个村的干部从1987年1月至1989年8月吃掉集体资金19.64万元。以上乡镇和村干部用公款吃喝的数字还不算太高的。以乡镇干部而论，1995年6月10日的《安徽工人报》披露了安徽省泗县有一个乡，在1993年1月至1994年10月的22个月内，竟吃喝掉公款31.37万元。据报道，由于这个乡经济基础较差，大量的招待费从农民手中提取。1994年旱灾，为了吃喝，该乡在规定的农民负担之外，又加重提留人均负担30.90元，提留总额达59.35万元，其中部分资金即用以吃喝挥霍。《四川日报》也报道过，该省资阳县的穷乡僻壤里，有一个“袖珍乡”，全乡只有8000多人口。这里的农民生活并不富裕，乡里基本没有集体企业，由于偏僻，县、区的会议很少在这里开。但这个乡从1990年1月至1991年7月，仅乡政府和财政、农经、农技、广播、计划生育等部门以“生活费”名义支出的吃喝款就达10.06万元，相当于吃掉了200个本乡农民一年劳动创造的财富。据指出，许多专项资金被干部吃喝掉。如农业发展资金1990年全乡收取2.91万元，被吃喝掉1.38万元，占总额的47.4%。乡镇之下村一级的干部，据统计，1989年全国村级集体用于吃喝招待的支出平均每村4800元。江苏省宿迁市关庙乡有一个村，除农业外，一无其村办工业，二无其他经济收入，是该乡比较贫困的村之一。而这个村的干部，自1985年起，6年之内连续吃喝掉公款6万余元。据报道，几年来，这个村的村干部利用各种机会，巧立名目，大吃大喝。甚至有的家里来了客人，也在饭店里用公款招待。村里无钱供他们吃喝，他们就加大农民的提留款，致使该村农民每年各种提留款式高达人均120元；甚至连村里卖树准备架电线的7800余元钱也被他们吃完花光。此外，乡镇企业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以公款吃喝的现象也相当严重。据江苏省农村调查队对苏北10个乡镇1993、1994年两年乡村集体企业资产使用情况的调查，发现乡村企业集体资产收益（不含制度规定的管理费和税前的社会性列支）中用于企业再投入的仅占15.5%，而用于财政“吃饭”等非生产性支出高达27.9%。这里调查的还只是乡村集体企业。有些国有大企业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数字更加惊人。《冶金报》在1989年12月5日报道了鞍山钢铁公司领导如何坚决刹住公款吃喝风，但在消息中却透露了该公司前几年每年仅吃喝方面的招待费用就达一二千万元。

从上面列举的数字，大体上可以看出近年来全国用公款大吃大喝这种特权行为的规模。至于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场合、方式或理由，实际是借口，主要包括诸如召开各种会议，洽谈公务、业务，接待上级检查，招待参观、访问者等等。除这一类或可称为正当活动中的不正当吃喝之外，还有的党政干部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接受有关方面的吃请而凭借权力给予对方好处。例如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有一个区的技术监督局副局长，于1995年4月一次执行公务过程中，接受个体户宴请，花销1000余元，其后便将个体户应交的保证金从30万元降至5万元。又如，河北省有一个县的技术监督局执行所所长，在对县城一糕点加工个体户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按有关规定应罚款3600元，接受当事人宴请后只罚款600元。有的干部则不需任何正当理由，仅凭自己的权力，下到基层要吃要喝，而基层有的为巴结、讨好上级，甘愿接待，有的有苦难言。曾经有一个省的贫困地区的行置专员，并且是全国和省的人大代表，当他调任这个省的省经委副县长主任之际，自己主动提出到这个地区所属县（市）企事业等单位“告别”、“辞行”，活动累计长达51天。其间他在19个单位吃请19次，共摆宴34桌，花费公款3272元。加上他参加32个单位为其举行的“告别会”和接受19个单位的各种礼品，共计花费公款5336元。此人因此被当地群众称作“告别专员”、“吃喝专员”。尽管这个干部的问题被报纸披露后受到了查处，被撤销了党内外职务，也当不成各级人民代表，但这一则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用公款大吃大喝这一特权行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吃喝虽然是这位前专员自讨的，但有那么多单位不管愿意或不愿意毕竟用公款请他吃喝，给他送礼，看来与这位前专员调升到省里任要职有很大关系。请吃、送礼的单位，不会不考虑到日后可能有求于他。还有一种大吃大喝的方式，可以称作自请自吃。即将利用各种手段弄到手的钱财，存入本单位的“小金库”，然后由本单位的领导、部分有关人员以至全体人员凭这些钱财大吃大喝。这种现象，相当多地存在于一些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里仅举一个较为突出 的例子。据1995年6月7日《光明日报》报道，有一个小的教育委员会人事处处长，在其任职期间，利用职权，巧立名目，向全省教师乱收费达100多万元，收来的巨款全部落入人事处的小金库。这个处的干部在一年多时间里，吃喝玩乐和滥分、私分公款达28万元。除利用来客招待外，自请自吃163次，吃掉公款25311元。以公款大吃大喝的特权行为中还出现其他一些恶劣、丑陋现象。如以扶贫救济款项或建水库移民资金吃喝者有之；在指挥防汛工作中大吃大喝酗酒闹事者有之；认为以公款所设宴会不够标准，过分寒酸，竟中途退席以示不满者有之；在公款宴请中自己陪客饮酒过量致死或强迫下级干部陪客饮酒过量致死者亦均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种特权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力的制止，吃喝者摆排场，讲阔气，相互攀比，近几年来吃喝宴席的档次或价格愈来愈高，有的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1988年前后，当报上披露有的地方以公款吃宴席，平均每桌120元或200元左右，其中标准最高的每桌550元这类消息时，已用了“令人咋舌”这样的标题。到了1993年，报上已有了这样的消息，在一个市里，有一机关的副科长告知记者，他们一行8人包了一个单间，一餐便吃掉14000元；还有一个县的一般干部向记者介绍说，有一次要他们单位的局长出面招待上级领导，一席间仅法国顶级名酒“路易十三”就开了两瓶。一瓶“路易十三”在酒店卖9500元，其中酒价8000元，服务小姐开瓶费1500元。再到1995年，报上又登出这样一则“令人咋舌”的消息：上海苏州河畔的一家大酒店，不久前推出一种“路易十三豪门宴”，每桌48888元人民币。报道特别指出，在这家豪门宴上开怀畅饮的，除暴发户中的人物外，也有国有企业领导人花公款报销者。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富人一席酒，贫户半年粮”，用以形容旧社会富人──剥削者的奢侈和贫富之不平等。在我们当前人民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有的党政或国有企业领导人吃了这席豪门宴，这相当于什么呢？以1995年前后一个教授月平均工资800元计算，这相当于一个教授整整5年工资的总和。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220元，按这样数字计算，这一席豪门宴又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40年纯收入的总和。以权力谋取吃喝这种特权现象当前发展到何等严重的程度，于此亦可见一斑。

(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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